耕泽文化 | 08

“耕泽文化”是东方出版中心旗下新成立的图书品牌。品牌的创办灵感，深深根植于先秦时期《诗经·载芟》中的“载芟载柞，其耕泽泽”。这句古老的诗词，描绘了古人辛勤劳作、田地滋润的场景，象征着对知识田野的精心培育与文化的深度滋养。

作为一个新生的图书品牌，我们以独特的选书视角和做书情怀，耕耘于人文知识的沃土，致力于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同时深耕本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梁宗岱、沉樱与我：一个家族的离散与重逢》是“耕泽文化”图书品牌的第八本书，也是该品牌“观人”系列之一。我们尝试在自己的标尺上，一件件做成事。不急于求成，不随波逐流，构建稳定的品牌内核，做长期主义的践行者。

在我父母的一生中，最不能让人理解的就是他们之间的感情。很多研究、评论他们的文章，大多中肯而深刻，唯独谈到他们的感情时，一切便都变了调，有时甚至显得荒谬。当然，家中的私密关系和情感，本就不是他人所能窥测的，更何况夹杂了复杂的人事和环境。

但我如今愿将自己的经历、观察、感悟与了解，拿来细细探讨，看能否在岁月沉淀之后，以客观、平静的心境写出他们之间的情感。

妈妈是沉默寡言的，至少在家里是这样。尤其不爱讲往事，偶然被问到时，总是淡淡一笑说忘了，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她的健忘。长大后我才发现那是有选择性的，并且跟心情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有朋友来玩，妈妈一兴奋就会把预先准备好的食物忘掉一两样，事后又后悔。平时丢三忘四之事也常发生。可是做学问、写文章、念诗书等方面，她又记性特好，偶然的流露也让人吃惊，但她好像总为生活上的健忘羞怯地微笑道歉。

有一次她指着爸爸翻译的《蒙田随笔》自嘲又快乐地说：“就像蒙田说的，我的记忆也可以享受一种声誉了。”（法国作家蒙田之《论说诳》篇）事实上妈妈的紧张健忘也确实在她的朋友圈中享有盛名。爸爸的个性正好相反，他积极、乐观、急躁又绝对的自信，当然还有惊人的记忆力。这些多半是听来的印象，因为小时候跟他是聚少离多。我十岁就跟着妈妈，随着舅舅一家和外婆乘船到了台湾，再和爸爸见面时已经是三十年后。

留法时期的梁宗岱

我在天津南开大学出生两天后就七七事变了，父母带着我到香港，又辗转到了广西百色，在那里住了一年，之后长途跋涉，到了重庆。我刚刚懂事时，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这孩子这么小，走过的路可多呢！”当时虽然不能了解，但是在抗战胜利后，妈妈独自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坐汽车到开封看外婆，那沿路长途的艰辛让我明白了，在艰苦的情况下赶路是多么值得惊叹，而爸爸据说是坐飞机回广西百色去了。

在开封住了三个多月，我们到了上海。在上海的两三年中，爸爸虽然很少来，我们没有太多机会相处，但毕竟我已经八九岁了，比较能真实地体会爸爸的境况，也开始会倾听、串联和了解很多事。

《梁宗岱、沉樱与我：一个家族的离散与重逢》

梁思薇口述；周素凤、张力执笔

东方出版中心·耕泽文化

2026年6月定价：78.00元

在上海的那几年，爸爸很少来看我们，大家却过得忙碌而愉快。家里常常高朋满座，我们也常常去别人家玩，外婆有时也来小住。那些我叫阿姨伯伯的人，我后来才知道很多都是当时文艺界的知名人士，如巴金、赵清阁、萧乾，等等。大家有时在这家包饺子，有时去那家聚会聊天。夏天的晚上，我还会到邻村的方姑姑（方令孺）家后院乘凉，讲鬼故事，也偶尔会跟大人们去舞厅。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有时爸爸来看我们了，他没到时我们都很盼望，他来时妈妈也显得很高兴，但他来了没两天，气氛就变得紧张起来，他一走大家才松了口气。对孩子们来说，完全不知其中的原因，只认为是正常。渐渐地，大人的谈话越来越不避讳，或是我越来越懂事了，总而言之，来龙去脉就清楚起来。

约1948年离开上海前，（左起）沉樱与梁思清、梁思薇、梁思明

上海分离三十年后，我于1976年在广州和爸爸见了面，经过情形当然非常戏剧化。后来我又看望了他一两次，每次我都仔细观察爸爸的言辞、举止、对待周边人的态度等，一面看一面参照我从小看到的、听到的各种情境，觉得颇能印证我对他个性的猜测。唯独他和妈妈的感情，我却不能看透，而且没机会、也没勇气当面问问。

返乡探视爸爸后我回到美国，有一次跟妈妈、阿姨等在谈广州见面的情形，大家都很兴奋，问东问西。妈妈也笑眯眯地谈着，说：“你爸爸还是那么自豪他强壮的体格吧！吹他的虎骨酒了吗？还是那么用功吗？朗读诗给你们听了没有？”当我说：“有啊，有啊！念到凄美的地方，七十多岁的老人还流泪呢。”妈妈动容了，陷入沉思，不再言语。

在少有的提到爸爸的话题中，妈妈常说的是“爸爸治学多么用功，多么努力，这方面我受你爸爸影响太大了”。妈妈还常回味地说：“你爸爸唱歌真好听，尤其是广东歌，很动人。他念起诗来铿锵有力，真美！”讲完，她羞怯的笑容突然收敛了。

1935—1936年，梁宗岱在北平

妈妈很少在我们三个孩子面前责备爸爸，只对他喜欢夸大、不服输的个性非常不满。我们小的时候，妈妈把分离的原因归咎于战乱。长大后才告诉我们，他们两人没有离婚，并再三说，她要我们觉得，我们是有爸爸的孩子。感谢妈妈良苦的用心，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感觉这方面有任何缺失。其实当初爸爸也不肯离婚，他要我们全回广州。最后争执的结果是一张写着爸爸答应分居，并每年给孩子们多少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当年我也看到过这张盖着大大小小、红红的印章的纸），当然我们一分钱也没有用到过。

在广州跟爸爸见过面后，妈妈开始和爸爸通信。爸爸留着妈妈的信，很可惜，爸爸的信没被保留，幸好我都看过了。他们两人不管怎么矜持，彼此的信还是充满了柔情和思念，也非常关心彼此学术方面的事情。妈妈甚至说过，她和爸爸非常适宜做通信的夫妻，真正是丝不断的“怨藕”。那些日子，妈妈比较肯多谈一两句爸爸的事。

而在我多年后再看到爸爸，疑惑他们的个性相差那么大，又怎么会走到了一起？有一回趁妈妈兴致高的时候，我终于鼓起了勇气问她，他们的个性既然那么不同，怎么会结婚的呢？妈妈羞怯地笑着说，就是那个时候嘛，在北平你爸爸离婚的事被胡适弄得满城风雨，不但朋友同事都指责他，报纸杂志也一片哗然，文艺界也抵制他，但你爸爸却不为所动，仍然走来走去，自得地念着他的诗，读着他的书，因为他心中坦然，自知没错，全然无惧别人的陷害谗言。妈妈觉得爸爸真是有气魄、有担当的男子汉。啊！原来如此！我在妈妈日记中读到的，她在上海时对爸爸的恶劣印象，在北平再相遇时变成了激赏。

1935年，沉樱与梁宗巨在北平。右侧短笺为沉樱题致梁思薇

这以后我就不停地搜索我的记忆，尽量回想妈妈讲过的点滴，更用心解读亲友们讲过的话，并努力地回忆父母相处的情形，当然，更不能忘记那宝贵的日记和信。我曾经说过，爸爸热情如火，有时炙热得像太阳般，让人不能忍受。而妈妈却像躲在云片后面的月亮般含蓄，当他们在北平再相遇时，被彼此截然不同的个性吸引。当时爸爸魁梧潇洒，才华横溢，是很多女孩爱慕的对象。而妈妈美丽婉约，是被钟爱的文坛才女。

我看到的那封信暴露了他们彼此的倾慕之情，多少次湖边漫步，多少次互相倾诉。爸爸有说不完的留学趣事，妈妈也永远听不够那冒险的经历。他们谈诗、谈书、谈艺术、谈美学。妈妈多么欣赏爸爸治学的严谨渊博及精辟的见解，爸爸也倾倒于妈妈的善解人意与谦和。两人花前月下心灵相通、感情相依，用智慧和爱情交织成幸福甜蜜的日子。后来因为外界的纷扰，于是他们决定东渡，之后结婚。在日本的那一段安静甜美的生活，可从妈妈那篇文章《我们的海》中一览无遗。

1931年，罗曼·罗兰赠予梁宗岱的《歌德与贝多芬》，题在书页上端一行字乃引自哲学家莱布尼兹的话：生存不过是一片大和谐

爸爸感情丰富而热烈，脾气也暴躁。每次他“樱啊！樱啊！”地叫着妈妈，温柔而热切，那声音说不出的动人，年幼的我也感觉得到，所以到现在还不能忘记。通常他会对着妈妈快乐地谈着他新悟到的心得，或看到的新书，总是滔滔不绝，热情奔放。妈妈则带着倾慕的微笑静听，偶然也交换一下意见，然后爸爸会满意得像个孩子似的回到他的书桌旁。但有的时候爸爸太过兴奋，得意扬扬地大吹大擂时，妈妈就沉默不语了。他们个性的差异和聚少离多的生活，让他们有着小别胜新婚似的微妙心绪。

个性让他们不能相处，通信却让他们心灵相通，精神层面上他们更是相知相爱。在两地分离的几十年里，爸爸寂寞吗？我问了曾跟他们在广州住过一阵的表妹，她说：“多少个下午，姑父都坐在前院那块石头上，久久地发呆。”发呆！这可不是梁宗岱生命中该出现的现象！他热爱生命，他热爱生活，他热爱诗书学问。他寂寞吗？心灰意冷吗？这让我忽然想起我们还在台湾时，曾看到妈妈独坐客厅，膝上放着几本从上海带过来的爸爸的书。她轻轻地摩挲着那些陈旧的书，低头沉思，浑然忘我。

人家说，婚姻常因彼此误解而结合，因相互了解而分离。而我却认为父母的婚姻是因相知而结合，因深知而分离。在精神层面上，他们绝对是相知相依的！“怨藕”，怨偶，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在他们心头，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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