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到1912年这段时期，史学界普遍称之为晚清。所谓晚清，从字面上看，就是清王朝的后半程统治；更直白一点，就是清朝正处于将亡未亡之际，勉力维系，却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显得疲惫而无力。晚清的末期，社会动荡不断，各种起义如同春天的野草，割不尽、拔不绝，而根本的问题，恰恰在于清王朝自身的统治体系出现了难以弥补的漏洞，导致反抗的力量一批接一批地涌现。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更是彻底撼动了清王朝的根基，使南北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隔阂，人心渐渐离散，南方各省逐步脱离了中央的掌控。慈禧曾评价李鸿章是再造玄黄之人，意在肯定他对清朝与中华的功绩。然而细想之下，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以及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才是真正应当背负再造玄黄盛誉的人。曾氏兄弟是剿灭太平天国的中流砥柱，是清王朝在战乱中唯一可依赖的明星将领。清军其他部队战斗力脆弱，哪怕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经过重金打造，也在太平军的小规模战略下屡次失守，因此清王朝的存亡几乎全寄托在曾氏兄弟身上。而太平天国内部正在进行改革，一旦成功，清朝覆灭几乎不可避免，连列强的干预也无济于事。

在剿灭太平天国的最后两年里，曾国藩与曾国荃分工明确：曾国藩偏重后方，负责物资筹备和战略支援；而曾国荃则深入前线，亲自指挥湘军围攻太平天国的心脏——天京。经过两年多的鏖战，曾国荃成功挖通地道至天京城下，埋设数万斤炸药，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城墙轰然倒塌二十余丈。趁太平军还未反应过来，湘军如潮水般涌入，迅速夺取外城各门，短短一天时间便基本控制局势，太平天国的败局已定。两年多来的艰辛，不仅是外在的战斗压力，城内太平军的抵抗和外援的威胁让曾国荃的神经绷紧到极点。他在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的那一刻，终于可以稍稍放松。从《曾国藩家书》和战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曾国荃在战争压力下几近崩溃，身体多处长癣，饮食不振，连续多日失眠，但他坚持到底，胜利最终属于他。天京陷落后，湘军进行了大规模抢掠与屠杀，这在朝廷眼中虽令人厌恶，却无人能及手干预。曾国荃一生贪财、残酷好杀，长兄曾国藩多次劝导亦无果。湘军每攻下一城，便以搜剿为名，连续三日大肆掠夺，这是曾国荃允许的，也是湘军士气与补给的重要手段。

很多人以为曾国荃在此役中收获颇丰，数千万两白银、珠宝奇珍尽入囊中，甚至超过国库。然而，实情并非如此。根据他的幕僚赵烈文的日记记载，曾国荃本人在大劫掠中所得并不多，他的收入也未超出湘军将领的常规富裕水平。天京之战，他所获得的更多是贪名恶名而非光荣功名。长江沿岸的百姓对此早有耳闻，湘军主帅身份众所周知，而他的恶名老饕由此广为流传，这既源于他过去的名声，也源于麾下湘军的掠夺行为。

经过一个多月的疯狂抢掠，无数无名士卒皆获得横财，但曾国荃本人并未借机富甲天下，这并不奇怪。两年多的高压作战后，他更需要的是放松身心、疗养调息，而非急于追逐财宝。尽管如此，他巨贪的名声仍然挥之不去，虽然财富未直接入己手，但被麾下士卒抢夺，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他拿到了，成为那段历史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