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系”一词被简化为社交技巧或人脉资源的代名词时，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它如何塑造中国社会的肌理？

在中国人关系研究三部曲中，《脸面》重释“面子”的深层意涵，《权威》解构权力如何借由人情面子渗透至日常缝隙，《信任》追溯中国式信任如何在历史变迁中伸缩流转。三部作品分别从三个维度，切入中国人与他者建立关联的核心方式，揭示了一个以“关系”为基底的社会秩序如何生成、延续与变迁，系统构建了理解中国社会运行逻辑的本土理论框架。

从“关系”出发，探寻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

翟学伟

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所热衷的，应是他最懂的。比如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谈论中国人的关系呢? 当然是在社交中游刃有余之人，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应酬，有太多的心得及精彩故事可与人分享。但我不认可这样的“常识”。这就好比我们想知道糖甜不甜，不应该去问一个爱吃甜食的人，而应该去问一个不爱吃甜食的人。一个人糖吃多了，如果不加重甜的分量，他是尝不出甜味来的；同理，一个人在蜜罐里长大，他也不知何为甜蜜生活，而某些人恰恰因为吃尽苦头，才明白苦尽甘来的滋味。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感知能力和方向。

故我的观点是，一个人不热衷什么，就会敏感于什么；而热衷什么，就会钝感于什么。我一方面困顿于交际应酬，另一方面又被迫参与各种交际应酬，导致我在这种不适却不得不迎合的矛盾心理中成为一个边缘人。边缘人的心态其实是很复杂的，比如我一方面佩服那些会烘托气氛、左右逢源、推杯换盏、插科打诨、酒量过人之人，且深感于“大师从来靠社交”这句话之正确，另一方面自己又融不进去。这种矛盾心理令我每逢此境此景时会变成一个参与观察者。故一个人之所以愿意用其一生去研究中国人的“关系运作”，一定不是他处世得当，八面玲珑，很能混社会，却是他一生在此方面没有多少长进，屡遭挫折，并在不断追问“为何如此”中积累而成的。这即是我对此议题敏感的缘由。

当然，单靠一种天然敏感来达到我的研究目的是远远不够的，还得看我人生道路中的各种机遇和造化。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上山下乡”已经停止，高考也恢复一年有余。当时高校中尚无社会学专业，所以我先考上了师范类的英语专业，然后做了三年中学老师。由于不满足于自己的生活与工作状态，我偶然得知南开大学在招社会学专业的研究生。那个时候的我并不清楚社会学该研究什么，所以侥幸考上后依然糊里糊涂，且渐渐对课堂上讲授的社会学概论和西方社会学理论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前者非常空泛，与我想了解的现实社会相去甚远；后者则充满难以捉摸的抽象性。这倒不是说抽象本身不对，而是说这种费解源自我对他者文明缺乏了解。我感觉这样的学习只是一味地就概念而谈概念，就理论而谈理论，就方法而谈方法。

如果一个研习者对一种观念、理念、思想既无感知，又无生活体会，更没有机会去经历，那么剩下的就是夸夸其谈或卖弄学问。这就好比一个收藏爱好者，他看起来的确读了一些鉴定类书籍或上过一些鉴定课程，以至于他讲起鉴定要领来头头是道，可一旦让他自己去地摊练练手，他依然还是两眼一抹黑。如果你拿着一件东西问他真不真，他会和你讲一大堆此物的历史、古人的逸闻趣事、官民窑制度及鉴定的要点，但就是不能直接面对这件东西。处于这样的学习氛围之中，我十分焦虑。大概率讲，我未来也会成为大学老师，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把这些不着边际、生涩难懂的知识有模有样地传给我的学生，他们会不会像我一样感到迷茫，然后再照葫芦画瓢地传授下去。

这时一个偶然性出现了，即我意外地在研究生宿舍里读到了一篇谈“中国化”的油印讲稿。我惊讶地发现我的焦虑并非我的个人感受，在一些学术前辈那里，在有些同行那里，也有相似的焦虑。这种“共情”让我决定向他们靠拢，应该了解一下他们做的研究是什么样的。于是，我的必然性又遇到了偶然性，让我选定从生活经验中随处可见的“关系”（guanxi）入手来研究自己社会里的人和事。原本，关系在我们的社会本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行为方式，可如何才能把它化解为若干本土概念并构建出贴切的理论模式，这成了我一生的学术追求。

中国人所讲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许多人会把它当成“社会互动”或者“常规交往”，也有人把它直接归为“人际关系”。我一开始也是这么认为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意识到误区正在于此。甚至可以说，持有这样的认识，是导致中国人的关系研究不能深入的主要原因。比如，为了研究“关系”，我们从“互动”“交往”“角色”或“人际关系”这些概念出发，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学科体系上的各种大大小小的理论。这些理论一下子就把“关系”当作全人类最基础、最普通的社会现象去看待了。既然可以一步到位，接着就是一番理论轰炸，例如社会行为五对变项、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常人方法学、拟剧论、互动仪式链、社会冲突论、场域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态度改变理论、认知平衡理论、认知失调理论、归因理论、大五人格、亲社会行为、从众实验等等。炸完后，我们已经很难相信中国人的“关系”还有什么研究的必要了，它不过就是上述理论的中国个案，而抽象这些个案得到的又是这些理论。于是，中国经验与这些理论之间建立了一种“必然的”关系，我们在经验上有讲不完的故事、做不完的调查、田野和实验，但在理论上早就结束了。我们的所谓研究就是这边不断引进西方理论，那边多找点中国事例加以佐证或者举例说明。可这些理论真的解释了中国人的“关系”吗? 好像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因为答案似乎是明摆着的。

对于我自己而言，再有一个偶然性是我读到了戈夫曼（E.Goffman）的《论面子的运作》（“On Face-Work”，1955）。我惊讶地发现中国人所讲的“面子”竟然经历了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旅程。它源自中国文化，被西方传教士和中国人类学家介绍到西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后受到了西方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管理学家及应用语言学家等的青睐。他们先是对此做了更加精细的研究工作，最终由戈夫曼将此融入“拟剧论”中，再返回中国，并毫无悬念地受到中国学界的大力追捧。但我们为什么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早年中国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觉悟，绕那么一大圈其实是可以省掉的。但转念一想，好像也不行。这就好比如今市场上热销的阳澄湖大闸蟹。它的盛名不在于其肉鲜味美，而在于它的湖水，以至于螃蟹能不能卖出个好价钱，味道美不美还在其次，关键是有没有拿到阳澄湖里泡一泡。但无论如何，“面子”研究之旅还是给了中国学术界一个大大的面子，虽说它不是中国学人自己创立的理论，却是中国人提供给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概念。也幸亏有了这一个例，让我多少找回了点自信，认定本土概念和本土研究也是极具理论潜力的。

显然，我所想做的“关系”研究不是西方社会学意义上讨论的“互动”与“交往”或“沟通”等问题，而是在提醒人们社会的构成方式本具有多种可能。这就好比动物世界，既有独居的动物，也有群居的动物。我们既不能在普遍性上只肯定独居，也不能只肯定群居。只有我们意识到这种特定社会构成的差异，才有可能去探讨其社会成员如何互动、如何交往、如何沟通。比如，如果一种社会假定了关系是一切行动的逻辑前提，那么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行为、制度设置都会依据这个假定去运行，并形成一系列配套的价值观念，且把那些不注重关系的行为当成需要排斥的行为；反之，如果一种社会假定个人是一切行动逻辑的前提，那么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行为、制度设置都会依据这个假定去运行，并形成一系列配套的价值观念，且把那些重视关系的行为当成需要排斥的行为。这种比较看起来有点绝对，但对于我们从起点上去理解社会运行，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理解不了为什么人情和面子对有的社会而言不可缺少，而对另一些社会而言可有可无；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个人化的观念或制度的确很利于现代社会，但一进入关系社会就会变形走样。当然，有些社会现象是所有社会共有的，比如信任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都存在。但如果因为这样的普遍性，就坚持在普遍性上从事研究，那么对于理解这种信任为何在某种社会可以延展很广，而在另一种社会向内收缩就会失去其解释力。

此时另一种比较省事的学术倾向就会发生，即坚持普遍性的研究会对特殊性的研究进行猛烈的抨击。可问题是，抨击完了之后怎么办呢? 自己的社会还是如此，我们不是还要再回过头来思考这一社会为何如此? 有何特点? 如何才能转变? 或者有没有其他的运行方式? 或者个人主义式的信任是不是就是普遍信任? 可见，信任研究也不能大而化之，也可能是分类型的，而这样的分类又是和社会构成方式紧密相关的。如果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中国学者还是照着西方学者提供的框架，将社会分为传统与现代两极，然后把中国人的信任放在传统一极，把西方人的信任放在现代一极，是不是把信任的复杂性看得太简单了? 如果学者们总是停留于这么宏大的分类，那么他们的研究即使大致正确，也不过是在说一些大道理。问题是一个大道理被提出来时是划时代的，讲两次是精彩的，讲三次是重要的，但反复地讲，就成了老生常谈，再讲下去，就是炒冷饭了。

平心而论，将中国人或中国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作品少之又少，这方面的大多数写手都是文学家或历史学家，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描述。前者的方式是创作故事，后者的方式是阐明史实。但我认为，社会科学正是要排除这种情节式的或历时性的研究。虽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和许烺光的一系列人类学研究给后人提供了示范，但对于如何将这一主题真正落实在社会科学所期待的理论探索上，也就是找到一些概念和理论框架去展示其特征，前辈留下了很多尚未实现的心愿。

目前，人文取向的学者只认定一种文化侧面的研究，比如一种思想、一种制度、一种风俗、某个人物等；实证取向的学者只认定一个具体事实方面的研究，比如一个村子、一个县域或一个单位、一群人、一段历史，及一类社会现象等。但它们留给学界的一个尖锐问题是当这种研究逐渐连成片后，是否就能解释中国人与中国社会。且不说当下没有哪种研究是为连成片而做的，即使真有这样的意图，那也不过是平面纸板意义上的拼图，却极难形成“概念”与“模式”上的认识，因为后者所能整合的方式唯有逻辑。

诚然，我们还看到了另外一种努力，即中国人特征上的罗列，比如集中于晚清与民国时期的传教士作品。但除了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征》有了一点想用某种特征将其他特征串联起来（尽管他没有成功）的动机外，其他这类作品只是印象式地涉入。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做这样的努力本身是不可能的，或者这种不可能其实已经在研究国民性时显露无遗了? 我的观点是这取决于我们从哪里出发，比如从人情、面子和关系，乃至于权力等方面出发，我们将找到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而从其他方面出发则均显示出其局部性。可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视角、概念和方法去揭示一种社会的基本运行法则，或曰社会底层逻辑是至关重要的。

（本文选自总序，标题由编辑拟加）

内容简介

“脸面”是中国人在中西方文化接触中被凸显的心理与行为方式。传教士、旅居者、文化名人及学者等都对此有过诸多感言与探讨，对它的理解也见仁见智。本书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语义分析，对“脸”和“面子”及其相关性做了重新定义，以体现其所反映的特定行为架构与社会互动方式。在揭示了中国人的“脸面”与礼仪、荣辱、道德、人情、排场、做人及“精神胜利法”等的内在关联，以及比较了中外文化的类似行为差异后，作者认为，脸面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隐喻，有其自身的理论方位，其运行模式有异于拟剧论所力图展示的自我呈现分析框架。本书亦针对如何将本土概念提升为本土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思考的空间。

内容简介

权力运行是人类社会的共相，但不同社会中的权力各有自身的运行特点。中国传统的权力运行方式是在民间信仰、家庭结构、社会等级及相应话语系统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由此产生的权威极易依赖于关系运作，故称“日常权威”。日常权威一旦形成，便不再确立于某种特定的身份或地位之上，而会泛化成无处不在的人情和面子。这引发了“地位性权威”向“关系性权威”的转移。本书试图以历史社会学视角、通过若干案例分析解释该过程，进而指出一种看似在阳性面上运行的权力，其实也有其阴性面。

内容简介

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70年代以来，“信任”研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对于如何理解“信任”、设定信任，中国传统思想研究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均有过各式各样的定义、分类及相关讨论。本书立足于作者多年“关系”研究所建立的“关系向度理论”，对中国社会信任的发生与运行轨迹进行了理论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探索。读者可以从中看出中国社会信任从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脉络及运行特点。

作者简介

翟学伟，1960年生于南京。现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曾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2020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长期致力于社会学本土化研究，代表作有《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的日常呈现：面子与人情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等，有繁体字版在新加坡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发行，部分作品被译成数种语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