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建“家园共同体”
渠岩
乡村建设是在时代转型中承载多重意义的重要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并非单纯的地理空间,而是长期积淀的文明载体,承载着中国人关于家园、伦理与生命价值的深层想象。乡村建设所面对的,正是一个由产业、文化、生态与社会关系交织而成的复杂系统,其意义远超物质本身。
中国乡土社会延续千年,形成了以家庭、宗族和礼俗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伦理秩序,构成了传统社会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尽管现代化进程深刻改变了这一结构,但乡村中所蕴藏的文化记忆与精神资源并未消失,而是以不同方式等待被重新发现。乡村既是文明的“活态博物馆”,也是联结未来的重要文化储备。
然而,在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中,人与土地之间曾经紧密的情感纽带逐渐松弛,传统生活方式与公共仪式难以为继,乡村发展面临新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乡村建设呈现出超越基础设施改善的深层诉求——在剧烈变迁中重建文化连续性,重塑具有内在凝聚力的“家园共同体”。乡村建设的核心,不在于复制城市模式,而在于探索一种与自然共生、与传统对话的现代生活方式。

近年来,“艺术乡建”作为一种新的实践路径逐渐兴起,为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这并非简单的 “文艺下乡”,而是一种以艺术为媒介的社会实验。经过艺术的介入,乡村成为激活文化主体性、重构社会关系的重要场域。“艺术乡建”延续了百年来中国乡村建设关注文化根基的传统,同时在当代条件下,以审美实践回应现代性带来的深层张力。
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其关键不在于形式创新,而在于能否真正扎根乡土社会。乡村的物理空间相对容易修复,但赋予空间以意义的生活方式、伦理结构与情感纽带难以简单重建。艺术的作用,正在于通过参与性实践与公共美学经验,激活地方记忆,促成社区内部的沟通与认同,使村民在共同参与中重新确认自身的文化主体地位。
这一过程要求艺术家完成身份与观念的转变。艺术家不再是外来的“拯救者”,而是谦逊的在地学习者与协作者。艺术不会替代乡村自身的文化,而是作为触媒,激发乡村内部潜在的创造力。经过长期而具体的实践,艺术介入能够改善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促进协商、共建与共享,使乡村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更深层看,“艺术乡建”指向的是家园的重建。“家园”并非单一的物理空间,而是由自然环境、社会关系、文化传统与情感认同共同构成的综合体。家园的解体往往伴随着家庭结构松动、社区纽带弱化与文化传承中断,其影响涉及经济、社会与心理多个层面。因此,重建家园共同体,是一项兼具现实性与精神性的系统工程。

这种重建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而是在承认历史变迁和现实张力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转化延续文化文脉。艺术在其中的价值,是通过审美实践重新联结人与土地、传统与现代,使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路径。与西方以“社区营造”为主的模式不同,中国乡村建设更强调“家园重建”,强调熟人社会中的情感联结与伦理认同。
“艺术乡建”还必须警惕两种极端:一是将乡村浪漫化为怀旧的标本,二是将其简化为可被消费的景观资源。真正有意义的艺术介入,应当拒绝发展主义的速度逻辑,让时间“慢下来”,尊重乡村自身的节奏与秩序。艺术所要修复的,不只是空间形态,更是生活的尊严与人际关系的温度。
在这一意义上,“艺术乡建”具有明确的精神指向。它通过艺术这一触及情感与感知的媒介,使历史记忆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流动,为现代社会提供重新理解意义与价值的可能。乡村并非完美的道德乌托邦,但它所保留的熟人社会机制、公共仪式与生活智慧,仍为当代社会反思现代性困境提供了重要参照。
最终,“艺术乡建”的价值不取决于短期成效,而取决于是否真正促进了乡村文化主体性的觉醒。乡村建设的目标,是让村民成为家园的主人,使乡村不再是被观看、被开发的对象,而是多元主体共创的文化场域。艺术在这一过程中,既是一种公共美学实践,也是一种社会行动——它通过持续而具体的努力,在历史的张力与转化中重新联结文明记忆,为现代社会提供稳定而深厚的精神支点。
(本文选自本书自序)
内容简介
本书考察了乡村在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结构性转型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与发展机遇,探讨了艺术介入乡村的运行机制、实践模式与美学逻辑,对许村计划、青田范式与周前实践等案例进行了分析。作者将艺术视为一种具有公共性与实践性的美学行动,强调其在公共空间重构与共同体形成中的作用,并对相关实践中的工具化倾向与话语偏差展开思考。作者认为,乡村建设者应深刻融入乡村的文化脉络,构建乡土文化价值,形成唤醒乡村的社会力量。
作者简介
渠岩,当代艺术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城乡艺术建设研究院院长。已出版《精神在别处:布拉格艺术之旅》《艺术视界:渠岩的文化立场与社会表达》《艺术乡建:许村重塑启示录》《限界的目光》《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的文明路径》《中国艺术乡建地图》,发表关于艺术评论、乡村建设、建筑评论和环境美学的学术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