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中国旅行记》出版！

文/古伯察

作者简介

古伯察（1813—1860），法国入华遣使会会士，也是汉学家、旅行家。生于法国塔恩-加龙省凯吕斯。1839年夏到澳门，随后开始游历中国。1852年回国。根据其经历著有两本书：《中国旅行记》和《鞑靼西藏旅行记》。

内容简介

古伯察是一位熟悉中国经典著作的著名汉学家、旅行家，1839年赴中国，旅居和游历澳门、广州、北京、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社会阅历异常丰富，上接触清朝皇帝与高级官员，下接近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他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方面都有直接而细致的考察，尤其擅长刻画清王朝各级官吏的官场作派和心理状态，描摹和记载社会民俗、民风和民情。他的记录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

图片来源于本书插图

出版说明

这是一部关于外国传教士在清朝所经历的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历险记。作为一个密切关注世俗社会的法国传教士，一个精通汉语、满语和蒙古语及少许藏语，学识渊博，熟悉中国经典著作的著名汉学家，古伯察曾在19世纪中叶前后旅居和游历澳门、广东、北京、内蒙古、西藏、四川、湖北、江西等地，社会阅历异常丰富，上接触清朝皇帝、大臣和地方大小官吏，下接近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文学等方面都有直接而细致的考察，在其名著《中国旅行记》（L’empire Chinois）中做了生动而详细的记述。他尤其擅长刻画清王朝各级官吏的官场做派和心理状态，描摹和记载各地的民俗、民风和民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为电影和电视连续剧的拍摄提供了难得的宝贵历史资料。

古伯察对政治观察敏锐，他透过当时清政府种种腐败的迹象，预示清王朝走向灭亡的日子必将来临。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通常站在欧洲人的立场，有时也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对中西文化、民俗、民风进行了生动的比较。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在她的小说里成功地站在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的立场上，对中美文化进行了精彩比较的话，那么古伯察在运用中国人的视角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时，在他记录中国文化、民俗、民风和民情的基础上，为我们提供了中西文化比较的大量实例和独到的研究成果。

这是一部生动而有趣的游记，也是西方人亲眼所见的清王朝的官场现形记。《中国旅行记》出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畅销世界，尤受西方读者的欢迎。相信本书的中文译本也会同样受到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

毫不讳言，由于时代和身份等原因，本书作者的记录和观点，难免有其局限性，甚至有偏见和错误之处，我们并不认同。但本书是一部曾经在西方有一定影响的作品，我们为尊重历史，除个别地方做了技术处理之外，尽量保留了作品原貌。恳请读者理解，并在阅读时注意留意。

图片来源于本书插图

精彩章节节选

旅途即景

中国老百姓的食物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所到之处优先住在庙里、小客栈或衙门的某个地方，肩舆轿夫的生涯有点儿像强盗。他们的穿着打扮简易，不复杂，两条内短裤（长到大腿中间）和几双草鞋。他们通常有一件短袄，多半不穿。

抬肩舆的轿夫是汉人之中最地道的一类人之一，我们常有机会仔细观察他。

在山顶上，我们聘请的人稍事休息，急切地吞食一小块一小块玉米饼，抽几口烟。在这个时候，我们沉思地凝视大块大块红灰色的云团，这些云团时而在下面飘浮，时而在山腰翻滚，时而隆起和膨胀，仿佛要上升到我们身边。在云团的下面露出来的山岩、深深的沟壑、泛着泡沫的激流、一串串小瀑布和精耕细种的山地因距离远而变得很小。那里，淡绿色稻田清晰地衬托着浓绿高大的树林，一些散落的住房半掩在竹林里，一股股炊烟冉冉升起，使风景变得完美。

巴东的地方官员

离开四川以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行程，我们便抵达湖北的一个小镇——巴东。尽管我们此时已不在总督宝兴的辖区，但所受的待遇与在四川的镇上并无二致。上面有关我们的命令在我们到达湖北省会武昌府以前一直有效。巴东官员以惯常的礼数接待我们。刚到这儿，才歇脚，我们就发现随行人员的语气与态度骤变。清朝官员、侍从、护卫，他们身上全都起了富有弹性的柔和变化，这真是中国人性格里面最奇异的地方。他们一下子变得既平和又谦逊，足以让人称羡。个中缘由却是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踏入了所谓的“外省”，于是就卸下了在本省边镇时的那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当然心里仍旧盘算着回去以后要再度摆起架子来。他们现在不想去屈膝逢迎，于是就小心起来，以保证路途中的安全。

四川总督曾预先告诉我们湖北省的公馆寥寥无几，且居住多有不便。在巴东，一个公馆也没有，但我们并不觉得损失了什么，因为我们住进了考棚，即“考试机构”。考棚就是科举考场，跟文昌宫一样，是文人们挥毫洒墨的地方，隶属于贡院。巴东的考棚虽在构建上平淡无奇，却窗明几净，宽敞透气。这儿不久前刚刚考过科举，各式各样布置考场的玩意儿还没有撤去。晚上有一队文人来访，我们不得不说其中有几个表现得实在是愚不可及。

清政府机构的运行

在第二代皇帝——康熙未成年时，四位摄政王摧毁了宦官的势力。

他们的第一个行动是颁布一项特别法令（刻写在重达1000磅的铁板上），严禁未来的任何皇子给宦官提升职位或恩赐任何荣誉。这项法令得到了忠诚地执行，这也许是中国长时间太平的主要原因之一。

省级政府的组成和整个国家的组成一样有效和循规蹈矩。

每一个省的行政和军务由总督及巡抚领导。后者具体负责行政，掌管行政执行、文教、盐税、给养和商业。

行政执行部由两位高官负责，一位负责具体的行政运作，另一位负责刑法。他们负责向总督和巡抚汇报。每个省细分府、州、县。

从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简述中，我们注意到，清朝政府是绝对专制的。但鉴于实际情况，不一定是残暴的。如果它是暴政，它老早就不会存在了，因为倘若三亿人被暴政连续统治许多世纪，使他们麻木不仁或被残酷地对待，这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中国人既没有麻木不仁，也没有受到残酷对待。

在如此众多的民众中维持秩序，就需要开国君主所开创的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这个曾经引起多次大变革的集权制还是缓和了大变革，没有动摇统治基础。

在这些强有力的（我们要说）与学识相结合的政权组织庇护下，中国人能够生活太平，享受某种过得去的幸福，这也许是当今人类合理企求的最高程度。

中国的编年史同多数国家一样，里面记载了好事与坏事——太平幸福时期与动乱苦难时期交替。政府从来不会至善至美，直至人们生来无缺陷的那一天。

不过，我们不可能无视中国人的确进入了恶胜过善的时代之一，道德、艺术、工业似乎都在败落，快速陷于贫困匮乏之中。我们目睹了最可怕的腐败渗透到整个社会，执法官把正义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各级官吏不保护平民百姓，相反却不遗余力地滥用权力压迫他们、掠夺他们。

但是，应当把这些混乱和弊病逐渐渗透到权力行使中的状况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形式吗？我们很难这样认为。这些弊病大多数取决于我们要在后文中指出的种种原因。尽管如此，无可争辩的是，中国政府的机制值得欧洲政治家不带偏见地仔细研究。

官吏们的生活

我们不应该全盘鄙视中国人，在他们古老而奇异的体制里有许多令人羡慕和富有启发性之处，他们的机构建立在文学基础之上。基于此，在村落里，就有可能把普选乡约的权利给予三亿平民百姓，也有可能给予各阶级有接近并获得每个荣誉的机会。在我们停留成都府期间，不但有机会认识了这个城市的高官，而且有机会仔细观察了清朝官吏的私生活及其家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

我们住的一家房主名叫“宝囊”（Pao-ngan），他年龄在50岁左右，身材好，很健康，常常获得同僚的夸奖。他那坚毅的外表，棕黄色的肤色，浓密的胡须，讲话有卷舌音，不断地抱怨天气热，显然表明他是北方人。他果真是山西人，父亲是高官，但他本人的官职从来没有超过地方小吏，尽管他好几年前就得到这个官职了。他小心翼翼地不把这归咎于他在科举考试上的失败，而是喜欢责怪人事的不公平和他自己的运气不佳，这恰好就把他从升官发财的道路上撵出去了。如果你相信他的话，那么他的名字足以说明问题：宝囊，一个藏着的宝物。

虽然宝囊多少易于多愁善感，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个好人，很容易对付下层社会的磨难和变化无常。他当官很迟，在年华逐渐衰败时才交官运，但他肯定尽力弥补失去的时间。

他从心底里热爱法律，总能最充分地运用它。他有两三个跟班，一直在成都各处搜寻所有足以在他审判范围内的小事。他的脾气随着他手中掌握的案件增多愈变愈好。

这种急于尽职的态度被视为麻烦，也被人讨厌，在我们看来却具有启迪作用。我们发觉自己羡慕宝囊极其热心于伸张正义。但他很快给我们亮了底，非常爽快地承认他需要钱，一个处理得好的案件是获得钱的最佳手段。“如果许可通过从商发财的话，”他说，“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通过教训民众、发挥司法原则而致富呢？”

这些不太高尚的情操，所有的清朝官员都有，而且他们毫无顾忌地公开表示出来。司法变成了正常的交易。我们相信，这种弊病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付给地方法官的俸禄不足。如果他们没有满足这些开销的钱，而只有政府发给他们微薄俸禄的话，他们要维持与有轿子坐的、有仆人使唤相称的生活极其困难。他们的跟班根本没有俸禄，得通过敲诈他们经手的不幸的起诉人而尽可能地得到补偿。起诉人是十足的绵羊，人人从他们身上撕扯尽可能多的羊毛，直到他们最后被撕扯得皮开肉绽。

清朝开国之初，这些弊端到处泛滥，全国民怨沸腾，地方联名上奏，反对法官。奏折呈送康熙皇帝，御批很快下达了。这是一个奇特的御批：“鉴于大清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民众酷爱律法本性，朕以为，倘若民不畏官，总觉自己有理，告状数量将增加异常。人们考虑一己之私，易于自欺，于是乎纷争频起，半个大清难以应付诉讼之另一半。朕以为，对求助官之人不应以怜悯对待，于是告状者将厌弃法律，在法官面前颤抖。这样，罪恶将被连根剪除，良民之间的之争执将通过村社德高望重老者之决断友善解决。至于顽民，让其受刑于公堂，乃王法对其应得之惩处。”

我们对这位皇帝的理由也许难以完全赞同，但在中国也确实有这样的情况：那些扰乱公堂、在公堂受刑、常常最后屈从法官者（少数几个例外）是罪有应得的刁民。对于他们，无法理可讲，他们需要他们的父母官整治。

就宝囊而言，他必须严格按照康熙皇帝的圣旨办事。当他坐在小小的公堂上，他一心想的不是其他而是敲诈诉讼者。可是绝大多数的情况是，这不是完全怀着仁慈的目的在减少案件的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