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扬第一次握铜勺时，手抖得厉害。那是他拜师的第三天，师父把熬好的糖稀递过来：“画个蝴蝶。”铜勺在他手里像条倔强的泥鳅，糖稀滴在案板上，凝成一团不成形状的琥珀。师父叹了口气：“手劲不对，糖是有脾气的。”

他没吭声，把废糖铲下来扔回锅里，重新舀了一勺。那天他练到凌晨三点，右手中指被铜勺柄磨出水泡，又磨破，最后结了层硬茧。可蝴蝶的翅膀依然歪斜着，一只大一只小，像被风吹折了半边。

转折发生在一个雨天。店里没有客人，师父在躺椅上打盹，吕文扬看着窗玻璃上蜿蜒的水痕，忽然想起奶奶熬麦芽糖的场景——铁锅里的糖浆冒着细密的泡，奶奶用筷子搅动，糖丝拉起来，在阳光下闪着蜜色的光。他鬼使神差地拿起铜勺，手腕松下来，不再死死攥着，而是让勺柄在指间自然转动。糖稀流出来，温热的、顺从的，像被驯服的溪水。他画了一条鱼。鱼鳞是抖出来的细碎波纹，鱼尾带着流畅的弧度，连鱼鳃旁那根细须都没有断。

师父不知什么时候醒了，站在他身后，沉默地看了很久。“接着画。”师父说。

三个月后，庙会上支起了吕文扬自己的糖画摊。他画龙，铜勺游走间，龙身蜿蜒起伏，鳞片层层叠叠，最后在龙眼处轻轻一点——琥珀色的眸子仿佛活了过来。有孩子踮着脚问：“叔叔，它能飞吗？”吕文扬笑了，把竹签插进糖画，递过去：“小心拿，它怕碎。”

真正让他出名的，是那幅《百子图》。腊月二十三，社区请他去给留守孩子们画糖画。几十个小脑袋挤在摊前，叽叽喳喳地报着想要的图案：孙悟空、小猪佩奇、奥特曼、皮卡丘……吕文扬一一应着，铜勺在案板上飞快游走，糖稀冷却前凝固成精准的轮廓。有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一直没说话，等其他人都散了，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照片：“能画我妈妈吗？”

照片上是个穿白大褂的女人，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含笑的眼睛。吕文扬愣了愣，舀起一勺糖稀。他画得很慢——眉眼是极细的糖丝勾勒的，嘴角的弧度用半勺糖轻轻带过，连口罩上那道褶皱都没有省略。当那幅巴掌大的糖画立在竹签上时，女孩接过去，对着太阳举起来。糖画透出蜜色的光，女人的笑容被镀上了一层暖边。“妈妈在武汉，”女孩小声说，“今年又回不来。但叔叔你画得好像她。”

那天收摊后，吕文扬在空无一人的巷子里坐了很久。铜勺还握在手里，余温尚存。他忽然明白师父说的“糖有脾气”是什么意思——它太脆弱，四十度就化，零下就裂，但你若懂它的温度，它便肯为你留住世上最短暂的光。就像那个傍晚，一张糖画替一个孩子留住了妈妈的笑容，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最终要含进嘴里，化成一缕甜。

夜风起了，案板上最后一点糖渣闪着细碎的光。吕文扬把铜勺擦干净，收进布包里。明天还有庙会，还有等着糖画的孩子，还有需要被糖的温度轻轻接住的、那些说不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