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氏祖德福宗脉，盛誉荣光耀家国

(丁氏先祖积德存善，厚泽绵延，护佑宗族血脉世代相传。将军戎马一生，荣膺少将军衔，保家卫国，造福乡梓，千古荣光地久天长。)

走进丁盛将军戎马一生的光辉岁月

史料内容：丁氏族人提供

编辑整理：丁赵云

党中央高瞻远瞩应对西安事变

面对事变复杂局势，党中央高瞻远瞩，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当时不少势力巴不得借机挑起更大规模内战，我们始终坚守民族大义，将抗日救国摆在首位，从《八一宣言》的发表到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始终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随着国共合作局面逐步形成，全军加紧训练、夯实思想，全力筹备奔赴抗日前线，部队的军心也渐渐稳定下来。

1937年，红军正式整编，与国民党达成合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也就是八路军。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红一方面军及陕北部队编为一一五师，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编为一二〇师，红四方面军部队编为一二九师，我们部队便编入一二〇师，成为贺龙麾下的队伍。

那段时间，大批国统区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纷纷奔赴陕北、延安求学，我心里也十分渴望能去延安学习深造。当时我的原部队被撤销，没有了具体职务，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找我谈话，问我后续打算。我当即提出想去延安学习，他却劝道：“学习的机会以后有的是，你到三五八旅去当协理员吧。”我再三请求，最终还是服从安排，前往三五八旅任职。当时旅长是张宗逊，政委是李井泉，李井泉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出众，参谋长姚喆是平江起义出身，资历十分深厚。

1937年，一一五师开赴平型关作战，一二〇师则转战山西原平一线，日军攻势异常猛烈，国民党卫立煌所部奋力阻击，我们一二〇师两个旅迂回到日军后方展开突袭。战斗期间，七一五团组织股长突然失联，生死不明，在当时的战场环境下，战士牺牲后找不到遗体是常有的事，上级便任命我接任七一五团组织股长。

四、抗日团长

1938年四五月份，晋西北战役胜利结束，晋西北大部分地区都成为了一二〇师的抗日根据地。紧接着，中央决定发动冀东暴动，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安排宋时轮、邓华组建挺进纵队前往冀东。宋时轮当时在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任团长，他此前曾担任军长，部队整编后改任团长；邓华则在平西宛平县一带开展抗日工作。

宋时轮抽调我和一大批原红二十八军的干部，组建宋时轮支队，也就是宋支队，我担任支队组织科长。1938年6月，我们从山西五寨、神池出发，长途行军抵达平西，与邓华所部顺利会合。出发时，我们带着由红二十八军改编的三十四大队，行军过铁路前往昌平时，大队长和政委走在前面，全然没发觉大部队没有跟上。

到昌平县境内，部队突然停下不走了，我向来有个习惯，部队停滞时总要上前查看情况。总支书记高克恭告诉我，前面没有路了，我上前一看，原来是昌平的土城墙拦住了去路。我当即和高克恭商量，决定直接进城，我们没有放一枪，当地敌伪保安队仗着离北平只有几十里路，防备十分松懈，趁他们不备，我们顺利入城，立刻打开城门接应大部队。

进城后，我们打开监狱释放了在押人员，还从银行筹措了部分物资，休整半天后便带领部队撤离。当时大队长、政委都不在场，危急时刻我主动扛起指挥责任，事后宋时轮也撤掉了失职的大队长。这件事让我深知，战场上不管职务高低，有战机就要果断指挥，抓住机会消灭敌人、壮大自身，当时我没有丝毫私心，只想着不能白白错失战机。

随后我们部队开赴热河，此时冀东暴动还未爆发。期间邓华和三十一大队的一名政委发生激烈争执，对方一时冲动说出过激言语，邓华当机立断将其撤职。也正因如此，我从宋支队组织科长，调任三十一大队政委，当时的大队编制就等同于团，我也算是重回团政委的岗位。

大队长季光顺是山东人，1929年在福建被俘虏后参加革命，作战十分勇猛，长征时期就担任营长，为人沉默寡言、正直耿直，我和他配合得十分融洽。不久后，冀东暴动全面爆发，我们起初毫不知情，上级派我和季光顺外出探查，才发现当地百姓纷纷揭竿而起，各路抗日武装数不胜数。

此时宋时轮、邓华还没和李运昌等人取得联系，等李运昌所部赶来后，我们在遵化党峪召开会议，正式筹备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划分成四个分区，我们这些大队长、政委将任分区司令、政委。我们负责的分区就在唐山迁安一带，靠近县城，部队也已进驻迁安、抚宁等县。

可惜的是，宋时轮、邓华没能统筹好各项工作，我们最终没能在冀东站稳脚跟，主力部队只能撤回平西，只留下部分骨干和地方同志坚持冀东抗日工作。冀东的工作没能顺利推进，我们的分区司令、政委也没能当成，依旧保留大队编制，随主力回到平西。

因为前期工作开展不顺，1939年，延安派萧克接替宋时轮的职务，依旧组建挺进军，萧克任挺进军军长。我当时还是大队政委，后来上级调我去宋支队当主任，我没有同意，重新回到邓华支队，担任七团政委，和萧思明一起工作。

我们二人配合默契，部队建设开展得十分顺利，萧思明有文化、聪明能干，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任干部部长，还担任过六十六军政委，后来又历任新疆军区政委、武汉军区政委，晚年在天津离休，我们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1990年我去天津，他亲自为我安排食宿，还把自己的专车给我使用。

回顾红军时期的经历，我人生有三个关键节点：第一是参军入伍，走上革命道路；第二是王稼祥对我的悉心培养和教育，他是我革命路上的直接引路人，也正是因为这份培养，我才能在长征时担任指导员；第三是娄山关战斗，以及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进入红军大学学习。若是没有娄山关战斗的历练，我很难获得学习的机会，没有这段学习经历，后续的工作也无从开展。

这三个关键节点环环相扣，一路走来，即便历经千难万苦，我成长的道路却十分顺利，没有遭遇过大的挫折，和历任上级都相处融洽。从十二团教导员谢振华、十一团的王平，到后来的宋时轮、邓华、萧克，他们都对我多有提携和关照，我至今仍非常怀念他们。

第三章 七大代表

一、奔赴延安

1939年，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各个抗日根据地下发通知，推选党代表。

当时我在挺进军，活动于晋察冀平西地区，靠近北平一带，萧克任挺进军军长，我担任七团政委。1939年，我被部队推选为七大代表，我们挺进军的军队代表共有两人，除了我，还有挺进军政治部主任伍晋南，整个晋察冀地区，每个分区都推选了两名代表。

1940年五六月份，晋察冀代表团正式启程奔赴延安，代表团团长是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代表团成员涵盖了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各群众团体代表。

抵达延安之后，我们军队系统的代表，全部进入中央军委创办的军政学院学习，在这段学习时光里，我学到了大量新知识。从1940年开始，我们系统学习经济学、自然科学、哲学、历史等课程，同步补习文化知识，大家的学习热情都十分高涨，我也格外热爱学习，尤其对哲学课程充满兴趣，觉得哲学知识格外有深意。

当时课程安排十分紧张，文化水平较高的同志认真记录笔记，课后我们就互相核对、抄写笔记，每一天的学习都忙碌又充实。这段学习经历对我而言意义重大，这些知识都是我此前从未接触过、完全不懂的，从西方哲学理论到各类文化知识，都让我受益匪浅。

将军后续烽火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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