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当高境界，但没必要面面俱到

——为黄宾虹诞辰160周年、逝世70周年所写

（1928年作品，其年63岁）

（1952年，其年88岁）

（1954年，其年90岁）

话题从两位论者对黄宾虹（1865-1955）的看法说起。

于黄宾虹，曾经有两篇画论饶有意味，一篇是美术史家彭德的访谈录，一篇是极负盛名的画家吴冠中（1919-2010）。彭德是八十年代画论的领军人物（八十年代初中期《美术思潮》的主编）之一；而吴冠中，不用多说，凡知一点画的人都会知道，仅是其画，曾开创了中国活着画家的画最高拍卖价。彭之画论见于《艺术当代》2007/4，吴之艺术随笔《我负丹青》见《新华文摘》2007/14（《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第9次印刷）。一桩旧案重新提及，似乎也没有必要；何况，两文所论所叙彼此风马牛不相及。不过，于不远的美术史考古，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彭之画论主要是在追述和反思“八五美术新潮”以及由这一“新潮”带给当下的影响；而吴之随笔，则是画家自家习画的一些心得。不过，有趣的是，两文都提及过一个人，而且都以重论。这人不是别人，这人就是如雷贯耳的黄宾虹。

先看彭对黄宾虹的说法。彭说他对画家有极高的标准，什么是极高的标准呢？彭说画家的学养要有譬如达·芬奇那样的广博和深厚，绘画影响则要有毕加索覆盖的范围辽阔。按照这样的标准，中国近现代的画家几乎泛善可陈。彭认为中国近现代的画家大都是画匠，在几乎泛善可陈的前提下，如果硬要找的话，那也许就只有黄宾虹了。彭是这样说的，“即便黄宾虹我也认为也不是真正的大师。在20世纪我们找来找去，找不到比他画得更独特，知识比他更渊博的画家，不得已而求其次，才把他树起来”。

再看吴冠中对黄宾虹的说法。吴在论述中西文化对中西画的影响和中西文化与绘画融合时指出，王国维的关于“一切写景皆是写情”的话“应是油画与水墨山水两方面的座铭”。在举证以后，吴说，黄宾虹恃才傲物地认为西方最上层的作品只相当于中国画的“能品”（古人论画之论，即画有三品：神品为上，次之妙品，再次能品—引者注）。于此，吴指出，黄“他们那一代画家大多对西方绘画一无所知”，因此，即使像黄宾虹这样杰出的画家的这种论调和视野，在吴看来，出现这种态势是“缘于民族的悲哀”。

这样看来，即使是当下几乎都认同的大师级画家，两位论者对黄宾虹的评价委实不高。其论点都立足于黄不懂西画，而不懂西画则是一种非现代的落后。不过，两论却有很大的不同。具有现代和后现代话语方式的美术史家彭德承认黄宾虹的历史贡献，而且，彭还不无骄傲地说，黄的历史贡献和价值体现及认定，与他及他们这批当代画论家美术史家的寻找分不开的。也就是说，当山中无老虎时，是由彭等一批人具有西画当代艺观和当代史观的所赋予的——而且是很不容易才找出——一个猴子。自然这只猴子不是一般般的猴子，这只猴子毕竟是一只“没有比他更独特”、“没有比他更渊博”的硕大无朋的猴子！作为浸淫于中西文化和中西美术并有着深刻和广泛影响的吴冠中来说，对于黄宾虹的看法则是，黄的不足在于中国传统文人对西方的不了解和不理解，以及中国传统文人天生的恃才和内闭。按彭的说法，黄宾虹的伟大在于矮子中间的巨人；按吴的说法，黄的不足是由于对西方与生俱来的拒绝以及与生俱来地对其自己文化的无条件认同（即缺乏批判）。好在，两论尚能异曲同工：无论如何讲，黄宾虹都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画家之一。

那么，笔者对黄宾虹的看法，与两论有些什么不同呢？黄宾虹，原名黄质，字朴存，中年时，因故乡有滨虹亭，所以自题居所为宾虹草堂，并更号为宾虹。歙县郑村乡潭渡村人（实际上出生于浙江金华）。作为一位既善丹青实践，又精丹青理论的大师。黄宾虹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仅有几位可入大师行列中的大师。如果按照俗语“北齐（白石）南黄（宾虹）”，黄即为中国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两位大师之一。几乎可以说，黄在传统水墨山水画的疆域内，其地位几乎无与伦比。尤其是中后期的水墨山水，不仅超越了元人山水的高峰，而且极大地改造了以石涛为主的清代水墨山水的画风与画法。特别是开创并达至臻至美的积墨与焦墨的技法，中国水墨山水达到了一个于今都很难跨越的境界。黄宾虹，把中国的毛笔、墨、水和中国特有的宣纸之间的关系，变成为了一种神与人相融相洽的关系。由黄宾虹开辟的新元素的引入和拓展，水墨山水一甩颓势，让水墨山水成为中国画的顶梁柱。后来，我们仅从傅抱石在泼墨上的继续和发展与张汀在焦墨上的继续和发展里看到国画山水画的某种新姿。黄宾虹对中国水墨山水的承前启后和划时代的地位和作用。就其境界和格局来观察，黄画显然远超过北齐。譬如黄画的不随俗，就是齐画没有的。2015年，由浙江省文化厅等举办的“纪念黄宾虹诞辰150周年、逝世60周年系列展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四个专题，第一个旨在讨论黄宾虹的中西关系即“国际视野中的黄宾虹”，可见今人对黄的认知有了与彭/吴不同的观照。今人杨陆建说黄宾虹，“结束了有清以降中国画发展的颓势，开一代画风，在总体上为中国画树立了新的里程碑”，此，当为至论。

汉语发明的“知人论世”，认为“论世”是“知人”的前提，或者说，“论世”在其第一，“知人”在其第二。也就是只有做好了“论世”，“知人”才有依托。实际上，“知人”与“论世”互为因果，或者说“知人”与“论世”是一并行关系。对此孟子说得很清楚：“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于某人及该人作品，不知其人不行，不论其世也不行。就如黄宾虹于中国水墨山水在中国和在世界范围的地位的认定和确立。彭德认为为黄宾虹的“寻找”的地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后的“认可”；吴冠中认为中国水墨山水进入世界主流时呈现的尴尬，是由于黄宾虹在中西文化冲撞与交流中的缺位。两论一重“知人”一重“论世”，却都未将知人与论世结合起来。因而在吴与彭对黄的评价体系不看，其论的立脚就是跛的，或者说其论先天就存在缺陷。

何况，历史是不可以假定的。当历史已经成为无可变更的事实时，我们只能从历史所呈现的现状，即便可能仅是蛛丝马迹的现状来分析。从结果看成因，从成因反观结果。人也是不可假定的。当人已经走过或正在行走时，也许我们不是从必然看到人的庐山面目，恰恰相反是从偶然才能洞见到人的真实。因此，我们看到两位先生对黄宾虹的评价体系上存在的不足：要么是在“知人”上有偏颇，要么在“论世”上太拘泥。其实，无论艺术也好，还是文学也罢，“知人论世”，当然是高境界，但也未必面面俱到。从文学艺术、甚至哲学、科技等，“知人论世”几乎做不到的。正如“德”与“艺”一样，没有必要绑在一起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方是文学艺术批评的圭臬。事实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因话剧《济金根》，分别《致斐·拉萨尔》的信中，早就阐述过这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就《济金根》作品和就《济金根》作品的作者斐·拉萨尔两者，说作品就说作品的优/莠，没有必要非往作者个人的党派或立场扯——那样既是对作品的不公，也是对作者的偏见。（2025岁杪于叙州田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