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家族叙事中的器物书写

——以丝绸、茶叶、瓷器为中心

申霞艳

内容提要 器物是民族气派的载体，也是文明互鉴的媒介。在《天香》《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包浆》《窑变》等当代家族小说中，作家们分别以丝绸、茶叶、瓷器为中心展开叙事，在物性诗学的视域中展现器物独特的价值：一方面，它们凝聚着中华美学的神韵和传统智慧之“包浆”，深远地影响了世界，是“东学西渐”的物证；另一方面，“器以载道”，在与世界市场接触的过程中，匠人世家切实地承担着文化传承的重任、积极地推动着中华文明的海外传播实践。通过对器物的“深描”，当代作家生动地讲述着代际传承的家族故事，具象地呈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深叶茂与生生不息。

关键词 家族小说；器物书写；丝绸；茶叶；瓷器

一 器以载道，物以明志

器物既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成果，也是文明传播、文化交流的媒介，还是传统在当下的“实物留存”。通过博物馆中所陈列的陶罐、马车、沉船等器物，人们感知着历史的演进。人类在游牧、农耕、航海中培育了不同的技能，并生产与之匹配的器物。同时，器物也反作用于人，比如丝绸、茶叶、陶瓷等，迥异的“具身感”也塑造相异其趣的生活与审美。

中国生产的丝绸、茶叶、瓷器（本文中此三者均为泛指），在世界市场的流通中引领着全球风尚，成为“东学西渐”的物证。葛兆光认为传统器物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其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中，他梳理了代表中国“一般性知识”的传统器物走向世界的历程。作家们对传统器物的书写，体现了“器以载道”的造物理念及审美追求，“器、物、象作为中国美学范畴，起源于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中的从彩陶、青铜开始的器物，但同时又超越了具体的器物而具有宇宙性的普遍意义。特别是器与物都不仅是物和器的物质意义，而有宇宙万物的生成意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与物为春”等理念融汇成中国物质文化传统的根基。

器物文化在贸易流通中得以传承、变革。随着晋商、徽商等大商帮兴起，明代商品经济逐渐走向繁荣，对世俗审美也带来强烈的冲击。文震亨在《长物志》中凭借器物来阐释文人的审美格调、区分雅俗。宋应星在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业与手工业的成果，对生活器具的实用价值和美学价值予以肯定。这些为器物文化的集大成之作《红楼梦》提供了叙事资源。出身织造世家的曹雪芹对锦衣玉食之家作了全景式扫描：从服饰到窗纱，锦绣彰其奢；从陶瓷到茶叶，玉壶映其雅。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逐一罗列的传统物件体现了当时我国达官贵人家族生活的日常，自鸣钟等外来器物则包含着山雨欲来、家族将倾的预兆。器物和文献乃文明程度的标记。文明阶段的划分也借助于物质，如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器……新器物的出现往往会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人文观念亦随之更新。

承载着自身文化传统的器物汇聚于商道并流通开去。“丝绸之路”贯通中西，长安与罗马得以互通有无、文明互鉴。

当代作家对器物的书写，呼应了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也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源自传统的实物基础。随着文物的不断出土，考古学家对历史的诠释亦不断更新。“满天星斗说”激发了当代作家对地域文化作“寻根”和器物书写的热情。例如王安忆以其《天香》聚焦于顾绣文化，“天香园绣”业已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象征。刘醒龙创作“青铜重器系列”作品，在《蟠虺》《听漏》中，作家以青铜重器为叙事线索，深入描绘楚文化的瑰丽秘境。古人视青铜为吉金，用于祭礼，以告慰天地，体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邱华栋在《空城纪》中以多种器物在漫长历史中的传承再现西域联通中原的文化图景。在《包浆》《国壶》等作品中，徐风孜孜不倦地以紫砂壶为中心来描摹江南风俗画卷。通过对梁家几代玉雕技艺所作宛如工笔般的白描，霍达表现了多民族情感的融合，传承“君子比德于玉”的文化传统……2017年在“一带一路”政策的指引下，中国外文局推出了“丝路百城传”丛书计划，鼓励作家从地方路径追溯文化根脉，为当代城市书写传记。

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茶叶、丝绸、瓷器既体现了工匠们的技艺更新，也展示了不同时代美学趣味的变化。根据莫斯的研究，“当一代人把手工工艺知识和身体技术传给下一代时，权威和社会传统发挥了影响，正如语言传递时，权威和社会传统发挥了影响一样。这就是一种传统、一种持续”。当代作家注重发掘器物传承与地方文化的深层联系。20世纪前期绸商、瓷商与茶商的故事，赋予当代作家创作的灵感。比如，张葆海根据山东昌邑绸商的故事创作了《大绸商》，南飞雁依据河南神垕陶瓷业的发展轨迹写出了《大瓷商》，杨绍淮借助茶马古道上的传说和史料创作了《大茶商》。在长篇《茶道青红》中，成一讲述了乾隆年间北部边境封关之际，晋商康氏家族戴夫人为守祖业而亲赴万里茶道巡查的故事，小说以其视角再现了一幅恰克图商道的历史图景。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坚守传统伦理、捍卫老字号声誉，在国家危难之际展现民族大义。他们以诚信经营、实业救国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现代商业伦理。

通过对器物文化及其海外流通贸易盛况的描绘，当代作家既生动地讲述了中国故事，又展现出中华文化强劲的传播力。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工匠与商人们的作用不容忽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许多中西文化、生活、艺术和技术的交流，是通过这些人物特别是商人和工匠实现的……”在上述作品中，工匠和商人的故事与器物书写彼此成就：一方面，器物书写与家族的文化传承彼此映照，器以载道、物以明志；另一方面，器物及其海外贸易很早就开始将中华文化传播至域外，这也是中华文明传扬海外的一种切实的表现形式。当代器物书写镌刻着文化记忆、民族记忆，使我们对置身于其中的悠久历史充满着“温情的敬意”，正如沈从文在谈及自己对工艺美术的热爱时所强调的：“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在《天香》《第二十幕》《茶人三部曲》《包浆》和《窑变》等家族小说中，作家们既细致地描写了器物传承及其海外流通，也刻画了工匠们“素朴的心”与其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

二 丝接千载，帛通万里

丝织品意象优美，承载着丰厚的中华文化内涵，成为当代作家所青睐的书写对象。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将穿越河西走廊、沿中亚延伸至欧洲的商贸之路命名为“丝绸之路”。考古学家斯坦因曾在玉门关的遗址中发现出产于山东的丝绸，上面附着的标牌上既有中文又有梵文，“表明当时东西方是用同样的标准，来出售手中的丝绸货物”。在流通于海外的过程中，华美的丝织品向域外展现了高超的中国工艺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奢侈品都具有标志性的元素——丝绸、金银、宝石和半宝石，还有皮草——千百年来已得到文化上的认同，并且深受欢迎。”奢侈品往往因备受宫廷的青睐进而影响社会风尚。丝绸是“由亚历山大大帝通过引进才到达希腊，由凯撒大帝通过引进才到达罗马的”。庞贝古城壁画中的女神身着丝织长袍，名贵油画中的贵妇也多着绸缎服饰。古希腊人称中国为“赛里斯（Seres）”，其发音与英语中的silk近似。可见，中国的丝织品在欧洲的时尚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扶桑神话、嫘祖养蚕抽丝及牛郎织女的浪漫传说，提示着我国早期既已出现丝织业。“帝亲耕，后亲蚕”，也说明“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由来已久。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证明我国古代已具备高超的织造水平。桑蚕的养殖、丝织与印染技术离不开匠人们的艰辛劳作、全套专业知识的指引以及经验的积累，因此古人劝诫世人，“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丝绸意象及其丰厚的文化内蕴，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创作资源。汉乐府《陌上桑》广为流传，影响深远；歌咏丝、绢、帛、缟等的唐诗达四千多首；在《采桑子》这一词牌名下，诞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词作。这些作品，共同汇聚为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可将王安忆创作的当代家族小说《天香》与经典家族小说《红楼梦》作互文性考察，天香园及“天香园绣”与大观园和软烟罗构成互文。王安忆长期关注顾绣历史，史载几代顾姓女眷的故事激发了她的写作灵感，“女眷们的针黹，后来竟成为维持家道的生计……可也就是这个‘逾矩’，藏着戏剧性，非常吸引我”。在《天香》中，作家以明代嘉靖年间上海申氏家族的变迁作为历史背景，讲述府中女眷靠传授绣艺谋生的故事。大家族规矩森严，妻妾妯娌之间关系难免不睦。绣艺要求手工艺人凝心聚神，在绘制“天香园绣”的过程中，申府妻妾妯娌以此作为精神寄托并且摒弃前嫌，气氛前所未有地融洽。出身书香门第的正室小绸从娘家携来墨宝，小妾闵女儿则带来娘家特制的针线与技法。侄媳沈希昭将古雅的书画传统融入绣艺，令其气派为之一新，也为她自己赢得“武陵绣史”的美誉。她亲手绘制的四开屏绣为老爷换得一副上等棺材，亦被传为佳话。

为创作《天香》，王安忆翻阅了大量文献，仔细考证了园林建造、制墨工艺、顾绣针法和配色秘诀。小说中，作家多次以绣绸的色彩来彰显人物的性格差异，如兄长儒世喜幽静，多选玄色；而弟弟明世好热闹，着装鲜亮。蕙兰与妯娌在选购绸布时亦形成雅俗对照。“天香园绣”针脚密匝，一针一笔皆有来处，绣卷的内容折射出明末的美学趣味。诗词、书法、绘画、佛像皆入绣作，艺术境界故此得以提高。侄女申蕙兰下嫁后受生活所迫，在其要以娘家的“天香园绣”名号设幔授艺时，婶娘希昭语重心长地嘱咐道：“天香园绣中，不止有艺，有诗书画，还有心，多少人的心!”有论者指出《天香》的故事脉络融入大历史的变迁，“蕙兰把‘天香园绣’带出‘天香园’，带进俗世民间，即是‘易’，也即是带进了未来可能的无限生机”，因而“一物之兴起流转，也关乎历史的大逻辑，也感应天地‘生生’之大德”。融合书画气韵的绣艺从大家族的深宅中旁逸斜出，得以面世。世家女性与民间女子携手，共同促成绣艺在民间发扬光大。陈思和认为王安忆以《天香》巧妙地“重塑上海的现代史”。此后，王安忆接着写作《考工记》，以书名致敬经典工艺，以物展现人的命运起伏与岁月沧桑。

当代作家从丝绸之路所负载的文化交流中汲取写作资源。杨克从石榴籽亲密无间之状中获得灵感，写出诗歌《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邱华栋则从石榴六瓣紧密相连之形中得到启发，为《空城纪》找到了合适的叙事结构。该长篇构思奇妙，每部分均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以六种器物对应西域六大区域，突出中原与西域密切的交往。其中《尼雅四锦》以丝绸承载起山河远阔的历史想象。第一锦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作家以此演绎了《大唐西域记》中细眉公主以发巾藏蚕种，将其传入精绝国的历史典故。第二锦为“长乐大光明”锦裤与“河生山内安”锦帽，作家讲述了两位精绝小王子与临川王之子换衣替死的故事，与《赵氏孤儿》的故事异曲同工。第三锦是“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与“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被，这两件大汉皇家的丝绸织物见证了沙迦牟韦的爱情故事。第四锦乃“万事如意”锦袍，精绝国战败，伤亡惨重，统帅夷陀伽的遗体被送回王家园陵，身披如意锦袍，“锦袍是用从遥远的洛阳运到这里来的锦帛制作的，面料极好，锦帛的花纹非常繁复美丽……显得非常尊贵而庄重”。在小说尾声，作家之笔回到当代，“我”随考古队伍来到尼雅考察，亲见当代“传丝公主”杨盈带领村民养蚕、办厂，织造出融合古代蜀锦技艺并彰显民族风格的艾德莱斯绸，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精神风貌。《尼雅四锦》中，作家以丝绸为叙事媒介，激活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友谊、战争与爱情故事，悠远的历史在当代想象中被激活。

《走出盆地》是周大新所创作的第一部长篇。“走出盆地”是他作为南阳作家的梦想之一。他在《南阳方志》中发现：家乡在汉代就开始生产柞丝并外销，到宋代已经出现大机房生产，盛况与《清明上河图》相仿。这让作家灵感迸发，以尚氏家族在20世纪的曲折命运和“霸王绸”的地位起落作为叙事脉络创作了《第二十幕》。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看不见的手”在客观上加速了商品的流动，促进了“国富”。受开放氛围的感召，周大新通过塑造励精图治、实业救国的商人形象，试图改变人们对商人唯利是图、为富不仁的成见，肯定了商业在文化交流与国家富强中的价值。小说开篇，晚清陷入风雨飘摇之际，尚家励精图治，尚安业领着儿子尚达志闻鸡起舞，晨读蚕桑、印染的专业典籍，并跪对祖宗牌位发誓要完成列祖列宗的夙愿。尚达志感时忧国，常以诸葛亮、张衡等南阳先贤的精神自勉，抓住机遇让尚家丝织品脱颖而出。他赴美参加1915年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万国赛会，使“霸王绸”获得了国际声誉，这也强化了他实业兴国的信念。《第二十幕》中作家引入“长时段”历史视野，讲述尚氏祖孙五代如何不断地更新织造水平，维护“霸王绸”的声誉。“世为迁流”，面对迥异的时代际遇，每代人都积极担负起家族使命。“尚吉利”机房最终引入先进织丝技术并创办大学，传授现代技艺，“霸王绸”也赢回了国际声誉。在“尚吉利”机房前院醒目处，立着一块历史悠久的石头，上面刻有密密的网状格，形似丝织物，其意恰如韦伯所说的“意义之网”。这块网状石头，既是尚氏家族的精神图腾，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象征物。

面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这一时代课题，季羡林曾给出深入浅出的解释：“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矛盾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当代作家则将传统与现代“相反相成”的辩证关系内化到小说中，以代际传承和器脉赓续回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天香》《空城纪》《第二十幕》《千丝万缕》等聚集丝绸意象的小说中，叙事不断强化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同时，作家们不仅描绘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加强了以丝绸为媒介的多维对话，中西文化交流由抽象变得具体。丝接千载，帛通万里。丝绸之路是物质贸易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

三 谁谓茶苦，其甘如荠

当代作家吸收了跨学科的研究成果，逐渐将叙事转向空间、器物、饮食等领域，拓展了文学的叙事版图。茶文化深嵌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唐代雅士陆羽曾著《茶经》，开篇称茶为“南方之嘉木”，并强调茶文化具有“精行俭德”之陶冶情操的作用。杜甫、白居易等诗人写下咏茶的诗篇，“卢仝七碗”的典故流传后世。《梦粱录》中，作者记载了杭州的茶馆的盛况，四时鲜花点缀，名人字画高悬。西湖的游艇上悬挂着苏轼的诗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从来佳茗似佳人”，倍添雅趣。茶多产于高山，备受禅修人士的大力推崇，茶道、禅道慢慢交融，“茶禅一味”亦渐渐流行。写作与饮茶、坐禅虽形式各异，却皆可通向内省悟道之境。

中华民族素被誉为“礼仪之邦”，饮茶亦为待客之道，文学反映了这种生活。古典世情小说多从茶楼酒肆展开，现当代作家也经常采用茶馆作为叙事空间，如沙汀的短篇《在其香居茶馆里》和老舍的经典戏剧《茶馆》。在《沙家浜》中，汪曾祺将阿庆嫂与刁德一的斗智斗勇置于气氛柔和的春来茶馆中。《如风似璧》中，张欣将恋爱、革命、生意密谋等故事情节都安放于热气蒸腾的广州茶楼之中。葛亮在长篇《朱雀》中涉笔茶社，体现秦淮河的曼妙风情和文人雅趣。在《燕食记》中，他对“一盅两件”娓娓道来，将中西文化的交融落实于手工制作美食及厨艺的出新之中。

茶，东方树叶，泽被四海。中国曾主导茶叶的海外贸易长达两个世纪，茶叶也成为近年来全球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物质。在《茶叶大盗》等著作中，作者们详细地揭示了茶叶从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英式下午茶风靡全球的过程堪称一部微观近代史。上大学时王旭烽主修近代史，对茶叶的“全球旅行”感触尤深。后来王旭烽到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浸润于茶文化中，深谙茶理。她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曾讲道：“如果说要用一种世间的事物来关照中华民族的话，我以为，没有什么比茶更能够象征中华民族了。”

王旭烽穷十年之功完成《茶人三部曲》，她从1863年太平天国运动尾声一直写到20世纪末杭州召开国际茶叶博览会。作家由史入文，立意高远，在三代茶人家族史中铺陈着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恰如陈晓明所言：“中国的小说叙事植根于历史进程，人是在历史大事件中……叙事都是在一个大的编年史中展开，个人情爱、性格、命运和家族史等等，都是被历史决定了其方向和结果。”王旭烽以茶文化为叙事媒介，将茶人茶事与家国联结为一个有机整体。

大厦将倾、重振旗鼓的叙事楔子，成为“长时段”家族小说的经典开篇方式。自《诗经·关雎》起，婚恋就成为中国文学中重要的叙事母题。传统家庭非常重视传承，“无后”被视为最大的不孝。杭九斋新婚之夜，忠王李秀成的亲兵吴茶清为逃命误闯入杭家院落。救命之恩让吴茶清死心塌地替杭家经营茶庄。杭九斋因吸食鸦片无力延续香火、振兴家族，其妻林藕初突破礼仪约束向管家吴茶清“借种”生子。当杭天醉出生后，吴茶清发誓要替儿子将忘忧茶楼赎回来，忘忧茶楼的几度易手也成为杭家兴衰的标记。

茶中甘苦互渗，犹如主人公难言的身世，杭天醉终生蒙受身世所带来的心理阴影。他的血管中既流淌着生父吴茶清的革命血液，同时又深受养父杭九斋的茶人性格的影响，他一半激昂、一半优柔，这也构成了《茶人三部曲》的叙事张力。杭天醉对自我意识较强的原配沈绿爱望而却步，将感情寄托于小妾，很快小妾便生下男孩杭嘉和（寓“家和万事兴”）。依大家族的规矩，庶出的长子须交由长房抚养。沈绿爱的正室地位受到威胁，她听从婆婆林藕初的建议在丈夫面前做低伏小，生了自己的儿子嘉平。作家于此有意打破正、庶之别，凸显同父异母的嘉和、嘉平亲密无间的手足情。杭嘉平听从时代的召唤，远渡重洋投身革命；杭嘉和受责任感驱使留守茶庄，并以清幽的茶馆掩护革命者开展工作。日军入侵后大肆霸占民宅，杭嘉和不惜亲手纵火烧毁忘忧茶庄也决不让日军得逞，此举彰显茶人的傲骨。作家细腻地摹写了杭家人的祭祖仪式，每逢清明节祭祀时他们会在祖辈的坟头栽一株新茶，以此强化茶人世家的身份认同与文化传承。忘忧茶楼大门贴着楹联：“谁谓茶苦，其甘如荠。”忘忧茶庄犹如“系物桩”，杭氏家族的命运与茶息息相关。子孙三代相继投身茶文化中，共同托举茶业与茶文化的传承更新。

《茶人三部曲》中，杭天醉与妻妾养育了两种性格迥然有别的后人：“一种是注重心灵的，细腻的，忧伤的，艺术的；另一种是坚强的，勇敢的，浪漫而盲目的，理想而狂热的。”这两种性格分别体现在嘉和与嘉平兄弟，嘉草与寄草姐妹，以及下一代的杭忆和杭汉兄弟身上。嘉平和叶子的跨国婚恋具象地表现了茶文化的媒介作用。茶堪称和平与文化交流的使者。在《茶人三部曲》中，作家宕开笔墨，引入丰富的文献，追溯了茶文化的流布轨迹。江南西湖龙井与西南古树普洱茶两相对照，呈现中国之地大物博与茶文化的多样性。抗战时期，杭州沦陷，晚辈罗力开赴前线之际回来道别，家长杭嘉和以茶寄语，称只要一点点土、一点点水，茶根就能长长地伸进地底下找到活路。这是“乡土中国”顽强生命力的真实写照。

从老字号茶楼到遍布街巷的时尚茶店，网络作家也从历久弥新的茶文化中得到启发。近年来，以华茶贸易为主要情节推动故事发展的网络小说不胜枚举，如《茶馆怪谈》《一杯茶一个故事》《浮生一记》等。作家童童（原名童敏敏）立志以名茶六安瓜片创作网络版“茶人三部曲”。其中，《洞庭茶师》广受好评，小说讲述了现代女性金果果从上海返回洞庭乡的创业故事：她运用先进的基因编辑技术改良茶叶品种，并创建“茶师”品牌，将现代女性自我实现的故事与当代乡村振兴事业融为一体。

茶文化内蕴一套系统而完整的知识体系，并凝聚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恰克图商道流通向世界的过程，茶文化成为“东学西渐”强有力的见证之一。

四 入窑一色，出窑万彩

茶不离壶。脱胎于泥土的瓷器是“乡土中国”的重要造物。“China/china”的双重含义，说明在西方人眼中瓷器代表着中国。有关“南海一号”“泉州一号”等沉船的考古发现证明陶瓷深度参与了古代海外贸易：“黑石号”舱内装载“五万多件长沙窑瓷器”，其中，长沙铜官窑瓷碗，表面有阿拉伯风格纹样；河南巩县窑的蓝花白釉浅碟上的花草纹样符合伊斯兰教的宗教需求，有些瓷器上还刻有民间小诗，尽显唐朝的文化盛况。瓷都景德镇、江苏宜兴、河南汝州等地均以陶瓷驰名中外，近年来也成为文学创作的富矿，如贾平凹的《古炉》、刘勇的《景漂》、徐风的《国壶》《包浆》、李清源的《窑变》等。《包浆》和《窑变》中，作家十分关注陶瓷器物的美学价值与象征价值：大量普通陶瓷用于日常生活，少量技艺精湛者则退出商品流通领域，部分进入文化交流系统，成为传家宝甚至馈赠外宾的“国礼瓷”；还有一小部分进入收藏领域，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及文物。那些漂洋过海到国际博览会上的“国壶”等陶瓷精品则主要承载着象征意义。宜兴文史学者徐风写下小说《包浆》，以葛家三代对珍稀壶的收藏、品鉴、发掘和捐赠为主线，展现紫砂技艺的历史流变，凸显藏家和品鉴家的人品高格。河南作家李清源以大历史为经、以翟家六代对窑变技艺的探索为纬，搭建叙事框架结构而成《窑变》。翟家以唯物辩证的态度对待烧窑制瓷，在大众“泥古”的时代执着创新，在大众追新的时代承古，终得窑变之奥秘。

徐风对紫砂文化、收藏典故熟稔于心，写过顾景舟等工艺大师的传记。在新作《江南器物志》中，作家感叹紫砂壶于他“只是一个道具”。由器到气、由物至灵，是写作之道，亦是生命之道。紫砂壶作为“国壶”凝聚着民族记忆与历史道义。徐风致力于发掘壶中乾坤，独辟由古壶之“包浆”所润泽的叙事天地。《包浆》以第一人称视角讲述故事，“我”因疾病停薪留职、回到古蜀镇传承妻子家的收藏祖业。徐风以“聊壶茶坊”为叙事空间重构当代人的精神生活。蜀山蠡水映照着悠长的传统，古南街上工艺大师、收藏家、学者、商人和普通百姓悠然地生活着，有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的人们通过古壶汇聚于此。葛家三代收藏紫砂壶，岳父葛家印为家传的138件名壶逐一附写壶记，并留下密码让女婿慢慢破解。随着对紫砂的理解渐入佳境，“我”的身心得到疗愈，对妻子的感情也得到升华。志同道合的夫妻宛如神仙眷侣，默契地将葛家的祖传名壶全部捐给紫砂博物馆。

“道不远人”，是匠人巧夺天工的技艺赋予名壶优雅的器型和昂贵的价值。从僧帽壶、提梁壶到双蝶壶，名壶中既有壶手的创造力、想象力，也有壶手的人格魅力，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不管是作为实体的物的创造，还是作为符号的知识的生产，它们都与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能力密不可分，同时也在文学审美层面共同建构了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以及改造个体的‘传统物’系统。”工匠在制作“传统物”时，既练手艺，亦修心气。比起手艺，鉴壶专家裘先生更为赞赏壶手的心气：“古希伯壶上的那口气，是高古之气、虚静之气、浩然之气。”“高古”“虚静”“浩然”之气乃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孟子尚浩然之气，庄子崇虚静之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虚己应物，正是茶壶给人的启迪。“聊壶茶坊”托住了岁月静好的人生底子。跨越千山万水，一对题款陆游名诗“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曼生壶神奇地再聚一堂，该奇遇极大地激发了裘师父的谈兴。他将毕生品鉴明代紫砂壶的专业知识归结为三个层次：泥料、底款以及壶上的龙窑气氛，由实到虚，由物质到精神，进而指出：“古人追求的是放松和自然……老壶呢，做工不那么考究，但气度悠闲，那种老到沉潜的味道，会让人越看越舒泰。”“老到沉潜”的名壶，召唤出尘封于历史文化中的灵气，寄寓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愿景。

无独有偶，青年作家李清源将笔触对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钧窑。七年三易其稿，作家方找到《窑变》的叙事结构：“我使用要年纪事的方式……从现在切入，经由清末、民国和解放初，再回到现在，最终使叙事完整闭合。”借鉴黄仁宇以“万历十五年”表现大历史的方法，李清源选取1895年、1901年、1910年、1930年、1957年几个历史时间节点，将代际的命运变迁与历史沿革寓于窑变技艺，描述翟家六代对神垕钧窑的接力传承与变革，浓墨重彩地书写翟家对窑变的痴迷，大写工匠的探索精神。翟日新的名字取自《易经》，“日新”二字包含深刻的辩证思想。从爷爷翟日新到孙子翟光照完成蜕变，坚持探索手工窑变已由赖以谋生转变为个人兴趣。他们从不断地实践中理解不确定性，从害怕变化到接受变化，“万物在变化中生出新意”。文献指导与手工实践两相结合，令翟光照备感人生境界全开。他们从不断的窑变中体悟“易经”之变易、简易与不易，最终完成了对古老钧瓷技艺的现代创新。

《窑变》中，作家生动地描绘人、器互动的“心流”。大窑匠首宋及物以心感物，得心应手，并将之上升为一套哲理，“不唯手艺精，境界也高，发明出一套做瓷即做人的道理，诸如‘练泥如练性，修坯如修身’‘釉欲和先和其气，胎欲正先正其心’……”主角翟日新多次陷入穷途末路却不失其节，终于从岳父的小手工作坊中得知了窑变色彩的秘密。强烈的创新动力促使他夜以继日地研读文献并辅之以实践。朱先生的器重、老丈人的摸索、妻子捡回的燃料、儿子丢入炉中的铜币，多种因素促成窑变成功。翟日新制作的宋钧“制器尚象”，得天地造化，以色彩饮誉，不仅被当成古董征服了收藏界，还得到当地官府的器重。知州邀他制作窑变钧瓷去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这一巨大的荣耀让匠人有了“大我”意识。瞿日新精心烧制两件瓷器精品：“一为四足祥龙鼎，一为太极盘。太极以喻中国文化……鼎为国之重鼎，龙乃中华图腾。”寄寓中华精神的祥龙鼎和太极盘在万国博览会上引起轰动，古老的中国美学大放光芒。具有深厚历史内蕴的秘色钧瓷的窑变技艺，吸引一代又一代翟家儿女沉潜于其中。翟氏家族从复古中开拓新生，让近乎失传的手工彩钧艺术重新绽放异彩。

将《包浆》《国壶》《窑变》《大瓷商》等作品对读，会发现当代家族叙事中作家对器物的态度可谓异曲同工：笔墨于器，旨归在道。陶瓷器物虚己应物的造型艺术呈现了东方审美与生存智慧。茶叶、瓷器被输出并走向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过程。

五 器脉赓续，文化传承

器以载道，道法自然。从《管子·牧民·国颂》中“国多财则远者来，地举辟则可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到董仲舒曾称“人取物唯以义取”“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我国古人发展出“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物用观”。中华文化的世代传承，有赖于这一古老智慧的结晶。

家族故事是典型的中国故事。“四海一家”“家天下”的思想凝聚着中华民族亘古不变的基本感情，家族文化与地方文化、国家文化血肉相连。葛兆光在《什么是“中国的”文化》中指出：“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中国作家对家族小说情有独钟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然，家族小说的叙事特点是由中国文化性质所决定的。布罗代尔强调“长时段”，主张深入自然地理和社会结构中认识历史，家族的世代传承是透视历史发展的一个窗口。传统宗法社会里人的作用至高无上，家族小说开篇作家往往首先要解决后继无人的难题，确保有文化传承人，才能有足够的时间长度为文化“积淀”创造条件。

当代家族小说中“恒产”与“恒心”相得益彰，家族在历史中迭代，器物在传承中更新。家风、族训与图腾、礼仪等共同构成家族传统，将有限、渺小的个体与神圣的国家、连续的历史融为一体；传统器物则在经受全球市场竞争洗礼之后得以浴火重生。《第二十幕》中，尚家人拥护新技术，扩大作坊，认同机器生产方式，助力“霸王绸”“走出盆地”。《天香》中的顾绣、《千丝万缕》中的宋锦、《茶人三部曲》中的茶文化、《窑变》中的宋钧、《国壶》《包浆》中的名壶等，都经历了与“他者”的文化交融才得以推陈出新。

术、道并重乃中国传统造物之要义。无论是制器，还是品鉴、收藏，上手至关重要。恰如徐风在《包浆》中借藏家葛家印之口点出“包浆”的题解：“过日子的诚意，留在物件上，才是包浆。那种光亮，是人的精气神啊。”这是藏家对人、壶关系的一种深刻把握，是对文化传统的当代诠释。《茶人三部曲》和《包浆》中作家不约而同地提到曼生壶，曼生壶由乾隆年间文人陈曼生与匠人杨彭年携手共制，“壶凭字贵，字随壶传”，成为士匠跨界合作的佳话。希尔斯认为：“物质器物是一个双重传统。它既是一个物质基础的传统，又是一个概念和信仰的传统，以及融化在物体中的工艺、技术和技能之理念的传统。”荟萃雅俗的曼生壶体现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汇合，彰显了雅逸的生活美学。

从中华文化传承及海外传播的角度看，当代作家对丝绸、茶叶、紫砂、钧窑等传统器物的书写的意义不同凡响：一是“其命维新”，传统器物的社会功用与家国命运、历史变迁密切关联。在《窑变》中，作家写到钧瓷五口通商之后被国外市场排挤的遭遇：“近世风气又是一变，洋人喜爱紫釉，紫钧价钱一路上天，便是红钧也比它不过，至于天青月白，仍是等而下之。”技艺、色彩、审美风尚等不断变化，器物由普通用品上升为艺术品、收藏品的过程，隐含着实用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博弈。二是肯定器物及其商业价值，当代作家通过塑造励精图治、实业兴邦的商人形象建构以诚为本的现代商业伦理，逆转了人们对“十商九奸”“为富不仁”的成见。从“士农工商”的传统排序中，可见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商业尤为轻视。近年来颇受文坛关注的“非虚构写作”“素人写作”不仅再现作者的个人经验，也使得各行各业那些“非文本化的知识”被看见、匠人们“素朴的心”被理解，打破知识由精英阶层所垄断的传统，从而促进新生活、新价值的传播。三是当代家族小说中的家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小说家们通过塑造新的家长形象，改写了巴金、曹禺等现代作家笔下的专制家长形象。尚达志、杭嘉和、翟日新等人物既是器物的制造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和文明的传播者。他们坚韧不拔，接续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抗争精神，坚守“修齐治平”的理想；同时，他们积极探索，与时俱进，践行“穷变通久”之道。四是家族史与大历史同频共振。历史长河中难免潜藏着暗礁，近代史的沧桑让高贵的“中国风”一度黯然，家族内部父子传承关系亦曾趋于紧张，但即便在最严酷的战争环境里，“子子孙孙无穷匮也”的信念也在器物传承的故事中得以存续发展。当代家族小说的总主题是谱写代际的瓜瓞绵绵，以器物文化的社会使命联通古今中外，印证中华文明的传承创新。

小说的核心任务是塑造典型人物。过去谈论人物多集中于身份认同，近年来作家将微观史的研究成果融入创作中，通过书写器物，展现匠人与器物相互影响、彼此成就的过程。器物既体现中华民族的美学趣味，也塑造工匠和商人的文化认同，比如“天香园绣”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申府女性的自我觉醒，“霸王绸”凝聚着尚氏的家族认同，“忘忧茶庄”“聊壶茶坊”、窑变钧瓷则为匠人家族提供安身立命之本。当代家族叙事中的器物书写不仅展现了东方美学经久不衰的魅力，也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