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为何能靠书法致富，而赵孟頫却虽名垂千古，却未能因书法积累财富？这个问题颇具趣味性。李邕与赵孟頫相隔五百余年，但他们仿佛跨越时空，仍然活跃在同一个文化氛围里。他们二人无疑都是书法与文学上的绝世奇才。更有意思的是，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承继自李邕的影响，两人的书法风格惊人地接近。

李邕曾为大将军李思训撰写碑文，作品《李思训碑》至今为世人所称道。然而，如果说李邕的财富与书法无关，那他为何能靠书法积累巨额财富，而不是依靠做官或文章？反观赵孟頫，他虽以书法名世，但从未因书法而富可敌国。这其中的差异，仅仅是名气不同，还是时代与环境的不同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结局？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有一定现实意义，因此不妨聊聊个人的理解。 李邕（678—747），字泰和，鄂州江夏（今湖北武昌区）人，出生于学者兼官宦之家。他的父亲李善虽为文官，但仕途并不显赫，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昭明太子文选》的注释研究中，所著注本至今仍被视为权威。李邕年少便才华横溢，受到诸多名士推荐，在武后时期便入朝任右拾遗的八品小官。 李邕为人耿直豪爽，不计个人得失，仗义好施，敢说敢做，谈笑风生，非常吸引年轻人追随。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是他的仰慕者。天宝三年的夏天，他们分别拜访近七十岁的李邕，李白难得美言他人，但对李邕亦赞誉有加；杜甫更是一生难忘与李邕的交往，甚至在李邕去世后仍念念不忘。

李邕任右拾遗谏官时，曾当着武后的面，与御史中丞宋璟一起，直言批评张昌宗兄弟以权谋私，气得武后无可奈何，最终还是采纳了他们的意见。李邕才华出众，自负而不拘小节，交友广泛且无分利益，这种性格自然引来不少官场嫉恨。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封禅泰山路过汴州，李邕赶到陈州，当刺史时写出多篇辞赋献给唐玄宗，获得赏识。但李邕因口无遮拦，被人告发妄图谋求宰相之位，差点丢了性命。不久，他又因挪用公款被唐玄宗判死，但凭借广泛的社会知名度与往日政绩，他得以免死，却被流放钦州遵化县。为他辩护的孔璋，因李邕受冤也遭流配岭西而死，两人再也未能见面。

李邕的仕途可谓坎坷。天宝六年，因与柳绩的关系被李林甫牵连，李邕遭到杖杀，死于青州官廨，享年七十岁。纵观其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多在地方任职，仕途未能大展宏图。相比之下，赵孟頫在元代，虽然做过地方官，但更多时间身居京官，声誉卓著，文化地位极高，且为人低调，几乎不招惹是非。然而，赵孟頫的财富远不及李邕。

其原因之一在于元代经济环境艰难，通货膨胀严重，官员薪水远赶不上物价。元初滥发货币，物价飞涨，即便赵孟頫亲自参与金融调控，也未能从书法创作中获得显著财富。元代官员俸禄以银票支付，最高约300两，最低35两。以赵孟頫担任集贤直学士的官爵来看，约200两左右，折算现代购买力约2万多人民币，与唐代官员相比，实属微薄。

唐代官员收入结构较为复杂，包括禄米、职田、月杂给等，州刺史的年收入折算现代约5万元左右，七品官约2万多。唐代货币开元天宝铜钱稳定，一匹缣帛可购一匹良马，实际购买力远胜元代。开元天宝时代经济繁荣，消费水平高，世族与豪门为树碑立传，乐意高价请名士撰写碑文。李邕正逢其盛世，书法与文学地位极高，需求旺盛，自然收入丰厚。

李邕不仅名声在外，且作品多为碑文自书，如《端州石室记》《麓山寺碑》《法华寺碑》《云麾将军李思训碑》《云麾将军李秀碑》等。唐人称其碑文多达八百余个，相当于每年创作十六个碑版，每月均有稳定收入。《旧唐书》记载：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额。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赉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受纳馈遗，亦至巨万。可见，李邕的财富虽源自书法与文学，却多用于交友或助人为乐，挥金如土而不自用。

杜甫晚年怀念平生八大敬仰者之一即李邕，并在《八哀诗》中提到李邕的书法成就：干谒满其门，碑版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

赵孟頫虽道德文章与书法造诣高于李邕，却生于元代经济困顿时期，国家连年战乱，百姓与官员皆无充裕财富积累，文化消费有限。赵孟頫虽创作约五百万字书法作品，但额外报酬微薄，生活安稳却未富有。他长期居于大都（今北京），无自有房产，财富积累自然有限。

李邕生活在盛唐开元天宝的富庶时期，书法才华又得天独厚，恰逢社会需求旺盛，文人与碑刻多有高价交易，其财富与时代繁荣密切相关；而赵孟頫虽才华横溢，却生在经济困顿的元代，即使名垂青史，也难以积累李邕那般财富，可谓致富与时代相伴，名声与才华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