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翻译的不多的当代题材非虚构作品之一。

作者: (意) 伊万·弗朗西 斯基尼 (Ivan Franceschini) / (意) 李玲 / (英) 马克 ·博 (Mark Bo)

出版社: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副标题: 东南亚电诈内幕

译者: 陆大鹏

出版年: 2026-1

定价: 59.80元

装帧: 平装

本书是首部系统性揭露东南亚网络诈骗产业的纪实巨著，通过东南亚电诈园区逃脱者和救援组织亲历者真实访谈，数年东南亚实地调查，全景式揭露这一极具危害力的产业起源、发展扩张、运作逻辑与人道主义危机。基于多年的实地调查，三位教授在本书中详细介绍了东南亚“电信园区”的兴起及其内部运作，揭露了数百个遍布东南亚地区的“园区”中那些被迫劳动的人们的境况。这个产业的起源是什么？谁在背后操控？人们是如何陷入其中的？他们的运作是如何被组织的？他们又如何设法逃离？通过亲历者的亲述，揭露东南亚电信园区这一黑暗世界，让普通人警钟长鸣。作者简介 · · · · · ·

作者简介

伊万·弗朗西斯基尼(Ivan Franceschini，中文名方易仁)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的讲师。研究方向是跨国犯罪，特别是电信网络诈骗领域。

李玲

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技术在东南亚地区电信网络诈骗及人口贩卖中的作用。

马克·博(MarkBo，中文名薄马克)

国际机构咨询顾问。常驻东亚和东南亚，利用自己在企业和金融图谱方面的背景，调查东南亚在线赌博、诈骗和洗钱产业的利益相关者。

导言

“我不信任你。你和他们是一伙儿的吧？你们全都只想把我卖掉，就像卖牲口一样。”这是台湾女青年爱丽丝（化名）给我们发来的第一条信息。我们联系到她的时候，她刚从柬埔寨西哈努克市的一个诈骗园区获救不久。噩梦般的痛苦经历让她谁都不敢相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还将遇到数十名像爱丽丝一样的幸存者。

在第一次联系之后的两个星期里，我们和爱丽丝持续互通信息，而她始终提心吊胆。她身无分文，没有合法证件，与其他幸存者（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一起住在金边的一处安全屋中，等待着找到回家的路，等待与她留在家乡的孩子团圆。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人愿意承担她回台湾的旅费。就在飞机起飞的几天前，她同意在公共场所与本书作者之一见面。这一次，她与我们分享了她的完整故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很快就获救了，基本上一周就获救了。如果我被奴役一两年，我可能就不会再相信人性了。我知道有些受害者被洗脑了，或者被折磨得麻木不仁，或者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与此同时，外面的人，包括我自己的家人，都认为我被贩卖是因为我自己贪得无厌，想要一夜暴富。所以，我需要讲出自己的故事。我需要大家了解真实情况。”

爱丽丝曾在四个诈骗园区遭受折磨和性虐待，所以听到她说自己“很幸运”，着实令人震惊。起初，一个看似值得信任的菲律宾朋友为她介绍工作，以此诱惑她。这个菲律宾人甚至为她支付了签证费和飞往金边的机票钱。她到达位于西哈努克市的所谓新办公室后，主管告诉她，她其实是被卖到那里的，工作就是从事网络诈骗；在她为公司赚到足够的钱之前，不允许她离开。主管用电击枪威胁她说，如果她不听话，他就把她关进一个房间里，让好几个男人强奸她。不久之后，她果然遭到了轮奸。

她说：“一开始，他们想强迫我去做杀猪盘。”杀猪盘是一种网络诈骗，骗子用虚构的个人资料，主动与潜在受害者联系，然后慢慢骗取他们的信任，再诱骗他们进行虚假投资[1]。

“我知道这是违法的，所以我装傻，说我不会打字。于是，他们派我做清洁和文书工作。然后，他们把我转卖了好多次。我多次被强奸，在最后一家公司还差点被迫在一个类似妓院的会所里工作。 ”

爱丽丝最终设法在“照片墙”（Instagram）上发布了求救信息，并在第五次被卖之前获救。但恰恰由于她公开求助，她的社交圈里的每个人都知道了她的遭遇，这导致她遭到公开羞辱，也让她回家后难以重新融入社会。她告诉我们：“我希望你们写写我的故事。我是现代奴隶制的受害者，但没有任何组织帮助我。我还想说，我不是因为贪婪或愚蠢所以咎由自取。这种事情真的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一个猖獗的产业

爱丽丝仅仅是媒体所称的“诈骗大流行”的众多受害者之一。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后，网络诈骗现象激增，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2]尽管世界各地都有网络诈骗（只要想想臭名昭著的“尼日利亚王子”预付款骗局，就知道了），但最近这股网络诈骗浪潮主要源自一个特定地区：东南亚。[3]最新的网络诈骗浪潮还呈现出其他一些新的奇异特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新设施的出现，即通常所说的诈骗园区。在这些园区中，网络诈骗以工业化的规模进行，从业者包括大量被贩卖、被强迫参与犯罪的人员。

诈骗园区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其实是一个漫长过程的最新发展，而这个过程可以溯源至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正是在那个年代的台湾，具有“创新精神”的犯罪集团开始尝试利用互联网进行大规模诈骗。[4]随着台湾执法部门对此类诈骗加强打击，从21世纪初开始，诈骗者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大陆。他们从台湾各地瞄准中国大陆，同时也在大陆本身开展“业务”。[5]后来，在2010年代初期，随着台湾海峡两岸当局加强了对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打击力度，这些不法活动又开始向东南亚转移，尤其是柬埔寨、菲律宾、缅甸和老挝。[6]但即使转移到了新的基地，诈骗者也继续瞄准中国市场。

根据我们对该时期警方搜捕行动新闻报道的分析，当时东南亚的诈骗活动通常规模较小，而且大多位于公寓、别墅和酒店客房中。但很快，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虽然很难确定这一转变的确切时间，但现有证据表明，大约从2016年开始，诈骗活动开始呈现出产业化的规模，凝聚成较大的诈骗园区。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23年发布的一份关于电信和网络诈骗的报告中确认了这一趋势，并指出，这些活动已变得越来越“垄断化”，不像以前那样分散，而且大型犯罪集团往往利用“科技园区”作为其活动的幌子。[7]

在许多案例中，园区是专为网络诈骗而建的，内设办公室、宿舍、商店和娱乐空间，以及为员工提供的其他便利设施。有的园区附属于面向公众开放的赌场，或位于赌场附近，也可能位于持合法执照的赌场的建筑上层；也有的园区是经过改造的公寓和寓所。许多报道重点关注了某些经济特区（SEZ）内存在的网络诈骗活动，并记录了少量此类案件，例如在柬埔寨和老挝。[8]但这种诈骗园区并不是常态，相关报道也经常将“工业园区”和“技术园区”同经济特区混淆。[9]也有报道称，在缅甸边境地区，有专门为经营网络诈骗而建造的整座“菠城”。这是一个中文的双关语，因为中文当中“菠菜”与“博彩”同音。[10]

随着“业务”的持续猖獗，诈骗活动（其中大部分仍由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犯罪团伙经营）越来越多地采用欺骗和暴力手段来招募和控制员工。大约在2018年，中文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中国人被骗的故事，他们往往被以偷渡的形式送往柬埔寨，在诈骗园区里工作，无法离开。还有报道称，若干中国公民在西哈努克市等地被绑架，被所谓的朋友和熟人卖给诈骗团伙，或因无力偿还债务而被迫参与诈骗活动。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在明知自己将从事何种工作的情况下进入该行业，却发现自己被困其中，证件被收走，自由受到限制。

新冠疫情的爆发改变了整个局势。当时，电诈行业已经在迅速扩张。由于诈骗团伙利用人们被长期封控的痛苦和孤独来获取创纪录的利润，他们需要源源不断的新员工来维持业务。但新冠时期的旅行限制使招募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2020年初，中国政府采取了封控措施，导致通过合法渠道从中国大陆入境东南亚国家的新员工越来越少。此后，经营诈骗公司的犯罪团伙越来越多地采用偷运人口出境的方式。无论这些新人是否知道自己陷入了何种境地，他们往往被困在诈骗公司的园区里，因为没有合法证件而无法回国。很多人还在蛇头那里欠下了巨额债务。与此同时，滞留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往往没有工作，又因为疫情失去生计而面临经济困难，所以处境越来越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要能够谋生，什么都肯干，于是加入了诈骗团伙。

在新冠疫情期间，东南亚的诈骗活动也扩散到了华语世界之外。我们能够找到一个非华人被困在诈骗园区的早期案例：2021年夏天，柬埔寨当地媒体报道，一名菲律宾公民的丈夫称，他的妻子被强行关押在西哈努克市的一处园区。[11]她在脸书上看到招工的广告，上了钩，抵达后护照立即被收走。直到她的故事刊登在英文媒体上，她才获准离开，并返回家园。[12]如今，东南亚诈骗园区的劳动力非常国际化。活跃在该地区的国际组织称，已经处理了至少四十个国家的国民被困在园区的案件。[13]由于大多数受害者没有报案，可能还有更多国籍的受困者没有被记录在案。

新冠疫情结束之后，电诈行业继续扩张。诈骗园区的模式（即工业规模的网络诈骗，其工作人员往往被囚禁，处于类似现代奴隶制的条件下）如此成功，以至于此类设施的存在现已被广泛记录在案。2023年初，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始作为网络诈骗和人口贩运的中心登上头条新闻。[14]国际刑警组织在2023年6月发布的全球警报中称，由人口贩运助长的诈骗活动已蔓延至西非。[15]同月，媒体报道在墨西哥发现了八名年轻工人的尸体，他们曾试图从贩毒集团经营的诈骗呼叫中心辞职，却惨遭杀害并被肢解。[16]同年晚些时候，四十多名马来西亚人从秘鲁的诈骗活动中获救；2024年，警方突袭了赞比亚的一个网络诈骗团伙，最终对二十多名中国公民进行了审判，获罪者的最高刑期长达十一年。[17]随后，一百多名中国人和马来西亚人在尼日利亚因“网络犯罪”被捕，数十名中国公民在安哥拉的一处呼叫中心被捕。[18]

关于网络诈骗影响的官方数据充其量只是片面的，因为受害者往往羞于分享自己的遭遇，不会主动报案，所以官方数据只统计了正式报案的案件。此外，不同国家的诈骗模式和执法部门对诈骗的分类方式也大不相同，因此很难有一个连贯一致的数据集。尽管如此，现有的数据足以让我们窥见当今电诈行业的庞大规模。

东南亚国家由于地理位置接近诈骗基地，也成了诈骗的主要目标。根据官方数据，2022年3月至2024年5月期间，泰国因网络诈骗而蒙受的损失超过630亿泰铢（17.9亿美元）。[23]据报道，2023年越南信息与通讯部运营的举报平台共收到近1.75万起诈骗案件举报，累计损失超过3000亿越南盾（约合1224万美元）。[24]马来西亚当局在2023年记录了12.18亿马币（2.8亿美元）的网络诈骗损失。[25]

对于诈骗团伙如何将目标锁定在东南亚以外的目标身上，也有详细的记录。[26]202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犯罪投诉中心收到超过69000起公众投诉，涉及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的金融诈骗，包括投资、技术支持、勒索、杀猪盘、冒充政府和其他类型的诈骗。估计损失超过56亿美元，约占金融欺诈投诉相关损失总额的50%。[27]虽然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案件中有多少与东南亚有关联，但考虑到案发时间和所采用的手段，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推断，东南亚的诈骗活动在这一爆炸性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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