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敦秀
孙敦秀先生参加运河文化活动
长久以来,碑派、帖派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始终是学界梳理、阐释中国书法发展史的主流范式。但这套二元体系,能否完整容纳千年书法演进的多元脉络?近些年海量出土的简牍墨书,自带迥异于碑、帖的艺术特质,是否具备自成一派的流派价值?已然成为当代书学理论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普遍忽视简牍墨书独有的审美品格与书写体系,致使传统书法史叙事框架存在难以弥补的疏漏。本文立足现存学术盲区,直接提出 “墨派” 这一独立流派概念,主张墨、碑、帖三足鼎立的全新书法史格局,以期修补传统二元理论体系的短板,重塑完整的书法史认知逻辑,同时为当代书法传承、创作创新提供全新的理论参照与实践方向。
帖派是中国书法史上崇尚魏晋及后世文人名士法帖的重要流派,狭义之帖为古人名家墨迹摹刻于石木、再经拓印而成的临摹范本,帖学则以六朝为核心脉络,奉晋人为宗师,是贯穿书法传统的核心一脉。
汉末至六朝书法名家辈出,琅琊王氏一门书艺鼎盛,王羲之、王献之将帖派书法推向艺术巅峰,其笔墨精妙、气韵生动,成为帖学无可替代的典范,为帖派奠定了深厚的艺术根基。皇权的审美取向更引领时代风尚南朝历代帝王推崇二王书风,朝野上下研习成风,不断完善帖派审美体系与传承脉络。唐代唐太宗独尊王羲之,尊其为 “书圣”,大力搜集、摹刻、推广法帖,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等名家辈出,在继承帖学精髓的基础上拓展笔法、丰富结构,极大提升了帖派的艺术高度与文化价值。南唐李煜命刻《升元帖》开刻帖先河,北宋太宗命臣刻《淳化阁帖》被公认为法帖之祖,正式推动帖学走向兴盛。
宋代是帖学发展的鼎盛时期,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取法晋唐又自出新意,赋予帖派书法鲜明的个性意趣。元代赵孟頫倡导复古,重拾晋唐法度,使帖学回归规范。明代刻帖大量刊行,董其昌等名家引领主流,让帖派艺术得以广泛普及。清代康、雍、乾三朝大力推崇帖学,《三希堂法帖》等官刻巨制问世,帖派名家群星闪耀。虽中后期碑学兴起,帖派依然文脉绵延不绝。
帖派初以纸帛为主要载体,后将名人墨迹拓印成法帖,广为流传,帖派重笔法、尚墨韵,格调秀逸洒脱,极具“书卷气”,既承载着文人的精神品格与文化修养,又以严谨法度与丰富抒情性,展现出中国书法独特的笔墨美感与艺术境界。其千年传承与发展,构建起完整的书法审美体系,积淀为中华民族珍贵的艺术遗产,对中国书法的演进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
在中国书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帖学和碑学两大脉络此消彼长、生生不息,共同构筑起书法艺术巍峨的大厦。所谓碑派,即以碑为主要取法对象,崇尚朴茂雄强、骨力开张的书法流派。它并非凭空而生,而是在千年书法积淀之上,顺应时代审美与风气演变,逐渐兴起并走向成熟的艺术流派。
嘉道以后,随着大量汉魏南北朝碑刻的出土,金石学兴起。雄强刚健、质朴浑厚的魏碑重新进入书家文人的视野,书家追求深厚凝重的笔墨效果,以线条丰腴的质感为核心,强调“锥画沙”、“屋漏痕”般的苍劲老辣,为书法注入了阳刚之气和新鲜血液。彼时帖学辗转传刻,笔法渐失,流弊日深,众多书家转而取法碑刻,对帖学末流萎靡之风予以反驳,碑学之兴势在必行。
碑派从潜流变大潮,离不开先驱的引领。郑燮、金农率先实践,开碑学之先声;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奠定理论根基;邓石如将碑学推向创作高潮;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系统阐发碑学理念,进一步扩大影响。晚清吴熙载、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等名家辈出,形成强大的碑派生力军,推动碑派走向成熟。
碑派立足书法变革,从碑刻中发掘艺术源泉,提炼苍劲厚重的金石气,结体宽博壮美,用笔追求涩势方劲之效果,造就奇逸浑穆的高古气象,打破了帖学独霸格局,重塑书法精神气。时至今日,碑派仍是书法不可或缺的重要一脉,其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深远。
碑与帖长期构成中国书法的主流,在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然而,当二者被固化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格局,便逐渐封闭僵化,暴露出明显局限,制约书法艺术回归本真。
首先,碑、帖范本均经过二次或多重加工,无法完整呈现书写原生态。帖派依赖摹拓翻刻,原作的笔墨变化、气韵连贯在复制中不断流失,笔法失真、精神弱化。碑刻经风化与刀刻改造,已非书写原貌,后人刻意模仿斑驳痕迹,更偏离了笔墨书写的本质,使书法最珍贵的书写性不断耗损。
其次,二元格局导致审美与创作日趋同质化,压抑个性表达。尊碑与崇帖长期对立,帖派偏于软媚,碑派流于刻板。在单一审美导向下,技法规范凌驾于情感表达,创作沦为机械模仿,书法家的个性与精神被弱化,背离了心手合一的创作本质。
此外,二元思维还造成书法史研究的片面性。传统书坛重碑刻、法帖,却忽视简牍等原生书写资料,而这些正是理解书体演变的关键。将书法史简化为碑与帖的交替,遗漏了简牍墨迹书写的价值,导致书法历史叙事残缺不全。
真正的书法传承,应跳出非碑即帖的对立思维,以开放包容的视野兼收并蓄、融合发展。唯有直面传统缺憾,尊重历史多元形态,才能接续书法文脉,让书法艺术在守正创新中永葆鲜活生命力。
19世纪末至2020年初,全国出土有字简牍达23万至26万枚,字数约一百五十至二百万字,时代跨度涵盖战国至魏晋,内容包罗典籍、文书、书信、档案等各类实用文献,书写者遍基层官吏、士卒与民间学人等,是最具全民性、最贴近社会生活的原生态墨迹,为墨派书法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实物依据。
孙敦秀先生作品
如今,简牍研究已发展成为独立学科,与甲骨学、敦煌学并称为 20世纪三大显学。2025年,简牍学正式纳入高校学科体系,简牍书法的理论与实践也随之走向成熟。简牍墨书完整展现了汉字从篆隶到行、草、楷的自然演变轨迹,也是探寻其书法本源的原生母体。北宋米芾早已提出“简牍乃书法之祖”,近现代启功亦强调“透过刀锋看笔锋”。简牍为毛笔直书的原始墨迹,无刀痕修饰与岁月风化干扰,其真实笔法彻底改变了书法研究以碑帖为核心的传统参照系,打破了碑、帖两派的二元垄断格局。
简牍墨书所呈现的质朴率意、自然生动之质,既承载着市井边关的鲜活笔墨气息与时代烟尘,又构成一套体系独立、条理明晰的墨书研究框架。依托海量出土墨迹与深厚学术成果支撑,以简牍墨书为核心的墨派书法正逐渐形成,作为碑派、帖派之外的第三极,必将成为我国书法发展中一支重要的新生流派。
忆往昔,在无纸时代,先民们以竹木简牍书写,第一次将文字从上层贵族小圈子解放出来,走向广阔社会,极大推动了文化传播与实用书写的普及。简牍施墨者以实用书写为目的,自由随性、简洁轻松,呈现出天真烂漫、鲜活动人的野趣与真趣。这种书写不刻意追求技法与功利,是纯粹、本真的原生态书写,保留了最原始的笔法、字法、墨法与章法,充满质朴天然的墨书气息,正是简牍墨书的精神核心。
战国是社会剧变、文化活跃的时代,简牍书写也迎来一场深刻变革。楚简、秦简率先打破古文字线条化,转向今文字笔画化,变曲为直、化繁为简,推动古文字解体、今文字诞生,既利于国家社会治理,也便于民众使用,更是推动文化普及堪称书法史上的大革命与文化大普及。简牍成为字体演化的活态场域,完整记录了书法演变的真实过程,开启隶变先河,孕育出楚古隶、秦古隶等早期隶书形态。
孙敦秀简牍作品
西汉简牍中隶书日趋成熟,同时催生了楷书、行书、草书的萌芽。不少简牍墨迹已显露后世楷书、草书至端倪,西汉《神乌赋》竹简则以章草书写,接近今草形态。简牍墨书清晰展现了从篆到隶、再到楷、行、草相生相伴的完整轨迹,诸体交融、渐变而至质变,汉末诸体井喷式成熟,因此简牍墨书堪称今文字书法基因之宝库。
简牍地域广阔、书者众多,风格异彩纷呈:楚简婉转流丽,秦简规整雄强,汉简淋漓率意,各具面目又互相影响。其无拘无束的用笔、自然天成的墨趣、鲜活生动的个性,为研究书体演变与笔墨语言提供了最原始可靠的依据。简牍所独有的质朴自然、鲜活本真的 “简牍气”,其原生价值和独立美学体系,已成为墨派书法最核心的艺术本源。
出土简牍墨书是鲜活的历史遗存,相较传世的碑刻,更能展现书法史的原貌,填补了研究的空白,有力推动简牍墨书理论与墨派书法的形成。罗振玉、王国维作为近代简牍学的奠基人,合著《流沙坠简》,王国维撰《简牍检署考》,首次科学地释读、考证简牍文献,确立其学术范式与史料价值。两人虽未构成系统的墨书理论,却率先揭示了简牍墨书的书写特征,成为简牍墨书研究的先驱。《流沙坠简》在考释史料之余,亦关注楷书、隶书、草书等墨书价值,震撼书坛,书法史界定简牍墨书与碑派、帖派三足鼎立之滥觞,当始于此。
清末民初书家受其影响,突破碑帖壁垒。沈曾植率先实践简牍墨书,与郑孝胥、李瑞清在上海基本形成了以三人为核心的研究、临习简牍墨书的小团体。梁启超等人积极更新书学观念,推崇简牍书法。郑文焯、徐生翁、叶恭绰等学者亦积极参与简牍墨书的实践、整理与研究,以独特的新质、考释所得的吉光片羽,均为其理论构建积累了重要成果。
当代简牍墨书研究持续深入,饶宗颐、何慧民、赵政、王小光等学者都推出多部专著,从艺术美学角度阐释简牍的字态之美,为墨派提供学术支撑。沃兴华、陈松长、毛峰等均提出简牍可与碑帖鼎足而立。其与碑派、帖派并列为三大流派,梳理简牍发展脉络,探析隶变、草化等关键笔法,多角度研究楚简、秦简、汉简、吴简等墨迹特征,初步构建了墨派的理论框架,推动墨派从理论走向实践,促进中国书法进入三足鼎立的时代。
简牍因制作简易、成本低廉、取材方便,长期成为战国至汉魏时期,日常书写的主流载体。在近两千年的中国墨书史上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翰墨之道的内涵,强调书法应回归毛笔书写的原始状态,尊重书写的自然性与个性化,反对过度程式化、技法化的创作倾向,主张以墨书作品传递书写者的真情实感,彰显书法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
简牍墨书本于笔、成于墨,书者在精研笔法的同时,尤为重视墨法,墨法是其中最基础、最核心、最精微的要素。正是破译简牍墨书生命力的基因密码,也是理解书写本真、自然书写、原生态书写等审美范畴与技法内核的要素之一。
此处的自然书写并非放任自流或随意涂鸦,而是书写与自然相融的本体境界。书法艺术既源于对自然万物形态与精神的感悟提炼,又包含创作时物我两忘、心手合一的自然状态,简牍墨书正是二者的完美结合。作为原始墨迹,它直指书写本真,对毛笔书写原生态的真实呈现,远非碑帖可比。简牍书法无功利、重自然,鲜明区别于临碑习帖的刻意性,更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的书写精神。
南北地域差异更造就了丰富的墨迹风貌:北方粗犷率真、豪放大气,南方秀逸文雅、沉静内敛,共同构成原生态的审美天地。简牍墨书以墨传神,以干、湿、浓、淡、枯的丰富变化赋予线条神韵与层次,摒弃碑派刻琢痕迹与帖派摩拓失真,还原书写艺术的本质。墨书追求 “因形求意” 与 “得意忘象” 的辩证统一,以墨色变化传情达意、营造虚实层次,在笔墨氤氲中展现书体演变之妙,彰显出墨派书法独特的文化内涵与艺术精神。洋溢着超迈高古的简牍气,成为金石气、书卷气的第三种审美范式。
无笔法则无书法,简牍墨书以原始墨迹留存了古人真实书写状态与笔法形态,为直入古人用笔体系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相较于经二次加工的碑刻与刻帖,手写墨迹更能还原时人用笔原貌,便于学者与书家直取古法、真得笔法。
简牍墨书笔法源于书写实践,在继承篆书中锋用笔传统的基础上,开创性地丰富与规范了多种用笔法则,形成被后世公认的有效体系。篆书以中锋为正宗,而简牍篆书大量运用侧锋,为传统篆法提供了新的借鉴与创新资源。简牍隶书的出土,更打破了历代书家仅以汉碑为取法对象的局限,弥补了碑刻失真的缺陷,使今人得以摆脱“以刀锋窥笔锋”的推测,直见书法真实笔法。
简牍笔法突破了篆书单一用笔,厘清了碑帖笔法的模糊认知,凸显自然书写特质,摒弃刻意雕琢与程式化习气。其笔法体系完备,涵盖起收、提按、中锋、侧锋、藏锋、露锋、方笔、圆笔、疾笔、涩笔等诸多辩证用法,冲破规整书体束缚,对结字方式进行颠覆性变革,使简牍墨书结构自由、天趣盎然、意趣相生。
简牍、帛书所存汉魏晋墨迹,让今人对笔法形成更全面、直观的认识,丰富并革新了传统笔法体系。简牍墨书笔法的重大意义,在于率先颠覆古文字单一格局,开启今文字发展新篇,其笔法变化直接催生并推动后世诸体成熟,为近现代书法创作提供了可遵循的重要法则。
简牍墨书的结字法是指点画的布置和结构安排,是决定单字结构形态与审美效果的法则。简牍墨书笔画挣脱古文字单一线条化的古拙形态,开启笔画化的历史进程,成为古今文字分野的关键标志。点画灵动,横画随意,竖画粗壮,撇画舒展,捺画稳重,竖撇洒脱自然。更有简牍墨书特有的拖笔长画运用,赋予每个笔画独立的生命与情感,尽显自由灵动之姿,既为后世书法创作提供灵感,也彰显书写对自然真情的追求。
笔墨当随时代,书体因时而变。简牍多样结构是历史诸多因素交融的结晶,其艺术机理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楚简以简化、草化、便捷化为主,篆书解体,笔画隶化,向今文字转型。秦简更进一步,化篆书解散象形,以使用简洁为要。汉简结体风格更为丰富,居延、敦煌、武威等汉简宽扁舒展,重心偏右,下横向开张,波磔鲜明,隶法趋于完善,章草也随之成熟,凸显了墨书形态的基本结构与组织逻辑。
简牍墨书风貌多元,异趣独具,在书法史上占据独特的地位。它清晰呈现了战国中后期至汉魏晋间由篆经古隶向今隶演进的隶变轨迹,完整昭示章草、行书、楷书的萌生、发展与成熟脉络,是当代书法研习与创作的重要根基。汉简墨书是书法走向成熟的滥觞,以简化外在形式、强化内在意蕴,实现大巧若拙、大美若璞之境,为中国书法写下了重要转折的篇章。
简牍墨书是中国书法原生态的艺术瑰宝,兼具历史文献价值与书法价值,为汉字演变与书体发展提供了不可再生的鲜活实证。竹木简牍作为秦汉墨书的核心载体,承载着珍贵的文化信息与艺术价值。简牍形制狭长,受空间限制,形成了独特的章法布局体系,字法因势造型,布局因地制宜,成为书写材料与书法艺术相互成就的典范。
简牍宽度仅0.5--2厘米左右,单简容字有限,字距多纵向紧密排列,字形修长。如《里耶秦简》、《居延汉简》墨迹,单字高度长达宽度一倍以上。为适应空间,汉字逐渐由古文字线条化转为笔画化,形成方正或扁平结体,武威汉简《仪礼》简、居延汉简《相利善剑册》便是典型的代表。这是文字由图画向符号演变后的最后一次升华,也是简牍载体比例催生文字美化、文字固定而形成汉字及书体呈方正形态的根源之所在。
简牍文字之初,多是单片墨书、一简一行,易于排布;后出现二至三行简,编连诸多简牍为的简册,在其上布局贵在上下贯通、左右呼应,字与字之间形成疏密变化,两行之间讲究避让,体现墨书者对空间布白的灵活性和对形式美的追求。居延汉简《死驹劾状》册有 16 枚木简成册,全册章草墨书,字势奔放、大小错落、欹正相依、排列穿插,加之墨色变化,涨墨的晕染、枯墨的成趣,散发着乱石铺街的错落之美。这一布局成为后世草书章法遵循之楷模。
简牍墨书始于竖行书写,便于一气呵成,尤其左行契合右手书写之习惯,最终确立了从上而下、从右至左的书写次序。这一范式是简牍墨书的结晶,为后世数千年诸多书体创作所遵循,也是融入文化血脉的书写理念的拓展与延续。
从书法发生学维度考察,先秦秦汉以竹木简牍为载体的日常书写,推动了中国文字书写走向成熟与普及。这一书写实践并非由上层文人垄断,而是以那些无名书手构成的广泛书写群体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共同形成了推动简牍规范书写的外部力量。简牍墨书内容涵盖官方文书、法律条文、典籍抄本、民间契约等,书写者在保证识读可行的前提下,极力追求书写速度。这种急就的状态促使他们打破篆书等的均衡工整状态,在笔画、字法、章法等方面展开多种创新,既展现出不同阶层书写的随意性、写意性特征,而非文人名士式的精致雅化。这些特征也为书写发生学与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遗存,真实呈现出那个时代各阶层书写的原生形态。
将简牍墨书确立为独立的墨派,并非刻意标新立异,而是因其古朴自然、质朴率真的艺术品格,蕴藏着极具原创性的审美资源与借鉴价值。墨派未经修饰的原生书写形态,恰可弥补碑派与帖派经多次模刻、范本化传播后形成的程式化局限,三者具有天然的互补性。
碑派以雄浑厚重、金石气格为尚,帖派以流畅妍美、气运生动见长,可为墨派提供技法参照。而墨派的绝俗不群、本真自然与天趣逸韵,也为碑帖两派注入源头活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格局,使中国书法由以往碑帖二元结构转向三足鼎立的完整生态体系。
三大流派同源而异流,因社会功能、文化需求、物质载体差异逐渐分化,却始终保持内在的文脉联系。现代书家沈曾植、高二适等致力于以碑入帖、以帖入碑,在笔法、气息与格调上实现融通创新,更有书家将简牍墨书精神融入创作,打通三体边界,开辟出新的艺术路径。这种多元融合趋势,有力推动了当代书法的多元化发展。
简牍墨书乃是隶、楷、行、草诸体共生之母体,也是书体生发的根基,堪称文字演进的活化石。它揭示出书法史并非单线递进、由高至低的线性发展,而是多体并行、次第成熟的动态历程。
碑派、帖派、墨派本无高低优劣之分,三者各有其本体价值与艺术边界,又可互参互鉴、相得益彰。帖派之笔,可融墨派之雄强以补其秀逸;碑派之质,可合帖派之文雅以化其粗野。当二者趋于僵化时,亦可回归简牍墨书率真自然之本源。三派和而不同,共筑中国书法鼎足之格局,推动书法艺术不断向纵深发展。
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简牍墨书以原生率真、恬淡鲜活的书写特质,复苏其古朴自然的文字风貌,为当代书法创作提供了返璞归真的重要启示,其核心在于回归书写本质。简牍墨书源于日常的政务与生活应用,不刻意雕琢,笔随情走,墨随性生,完整保留了笔墨最本真的运行轨迹与生命气息,能够有效矫正当下创作重形式、轻性情的弊端。墨派书法以回归原生书写为宗旨,反对过度成熟、书画技术化的创作倾向,引导当代书家重视书写的自然性与个性化。相较于经过二次加工的碑刻法帖,简牍墨书更具淳朴本素的真实书写性,是窥探古人原生态书写状态的重要依据,有助于书家回归笔墨本源,展现大智大能的真情实感。简牍墨书对当代书法创作以其重要的启示作用,其笔法自由奔放,生机勃勃,结体不拘成法,顺势而为,墨色浓淡枯润,自然天成,章法错落有致,虚实相生。这种源于生活、发自本心的书写精神,正是当代书家可深入借鉴的笔墨语言,能够极大丰富艺术表现力,推动当代书法创作迈向新的阶段。当代书家从简牍墨书中吸取自由精神与自然意趣,将其古朴质拙的审美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在继承传统书写精神的同时开拓创新。简牍墨书不仅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新的技法与形式语言,也为书法理论研究开辟了全新的视野,其独特的审美内涵为当代书法注入了神采,推动其活态传承、多元发展,不断拓展艺术边界,迈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综上所述,墨派书法的形成,是 20 世纪简牍墨书大量出土、书法史研究范式转型、学术理论建构与当代书法实践共同推动的历史必然,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
墨派书法原生质朴、率真自然的笔墨特质,保留了古代日常书写的行政公文、法律条文、典籍抄本、私人信件等内容,其真实形态具有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墨派书风与帖派、碑派各有独特的载体、笔法、审美与内涵,三派互补互生、相互融合,共同构筑起三足鼎立、多元共生的书法格局,为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面向未来,墨派书法研究仍需深化理论建构,加强跨学科探索,拓宽艺术融合路径,在传承简牍墨书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守正创新,为中华文化绵延不息注入强劲动力,书写中国书法崭新的篇章。
孙敦秀先生简历
孙敦秀,1953年8月生。1997年转业至北京市通州区文化委员会任职。遵祖训,勤勉读书,善习书法,精研书法理论。其书法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书法大展并收藏。出版有:《书法小辞典》、《书法幅式百例》、等十余种专著;主编十余本《简牍书法研究丛书》。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常务理事及理论委员、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北京)简牍书法艺术院院长、清华大学简牍书法高研班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