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清政府的重臣袁世凯和张之洞，怀着一种沉甸甸的忧虑，向皇帝呈上了上书，直言科举制度已日渐衰弊，无法选拔出真正能为朝廷所用的栋梁之才。紧接着，1904年七月，为了隆重庆祝慈禧太后的七十大寿，清廷最终加开了这最后一届科举考试。不久之后，这项古老的制度便正式宣告终结。在终结之前，河北肃宁县的刘春霖凭借着过人的才华，一举夺得了状元之席。这位生于乱世的末代状元，究竟将谱写怎样的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呢？

字画为生的末代状元，顶着一个人的光环，却也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对于刘春霖而言，这个比喻尤为贴切。如果他早生几十年，凭借状元的身份，光宗耀祖、飞黄腾达，似乎轻而易举。然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他的身份却仿佛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尴尬，与时代的洪流格格不入。

按照明代沿袭下来的规矩，每位进士被录取之后，政府都会慷慨解囊，在京城文庙中为他们树立纪念碑。然而到了刘春霖这一届，清政府却焦头烂额，因为国内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王朝自身都摇摇欲坠，岌岌可危。科举制度即将废除，这块纪念碑也就无疾而终。中国人讲究师出有名，面对如此窘境，刘春霖和几位进士同窗一合计，既然政府不予立碑，那就由他们自己来完成这项使命，于是他们凑集了一笔资金，为自己竖起了一块题名碑。这块矗立于北京孔庙的最后一通进士题名碑，宛如一曲深沉的挽歌，默默见证着存在一千三百多年科举制度的终结。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总有旧物被时代所淘汰。制度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它终将从历史舞台上缓缓退场。然而，人是鲜活的，被时代抛弃的人们必须积极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在变迁中找到生存的希望，拥抱新的未来。刘春霖高中状元后，清廷授予他翰林院修撰的职位。他深知世事无常，不愿困守故土，守着这顶渐渐褪色的旧官帽。于是，他很快便申请了留学机会，远赴东京政法大学深造，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1907年，刘春霖凯旋归国，他被委以重任，担任保定高等学堂的监督，这相当于今日的校长。到了1909年，他又当选为直隶省的议员，紧接着又当选为资政院的议员。然而，当时的清王朝早已是穷得揭不开锅，再加上清朝的俸禄本身就微薄，仅靠这点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实属天方夜谭。因此，当时的许多官员都不得不另辟蹊径，搞一些副业以维持生计。刘春霖也毫不例外，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书法功底，将温饱问题解决得绰绰有余。

科举考试向来十分重视书法的造诣，因此作为状元，刘春霖的书法水平自然不会差。更重要的是，书法本身就是刘春霖的一项热爱，他从小就对书写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钟爱小楷。他的字迹清秀挺拔，又柔中带刚，独具风格。在考中状元的前几年，刘春霖居住在北京准备科考，他受到一位王爷的赏识，被委任为抄写佛经，由此在书画界打开了声名。中举状元之后，他的好友雷雨琴便将他抄写的几本精美佛经带到上海进行石印，制作成字帖。这些字帖一经出版，便一售光，供不应求。

见状，刘春霖也顺势出版了几本自己写的小字帖，同样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1915年，他将自己殿试时所写的文章重新整理，用一丝不苟的小楷书写，然后印刷出版，取名为《殿试帖》。这本字帖销售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许多人即便不练字，也仅仅为了瞻仰状元的文章，慕名而来，买上一两本细细品读。《殿试帖》前后印刷了三次，每一次都供不应求。由于刘春霖的字帖太过畅销，市场需求巨大，一些不法分子便开始私自翻印字帖，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老话常言：无奸不商，即使在百年前，盗版书籍的现象也早已出现。于是，雷雨琴便向清政府提出了申请，希望政府能够保护字帖出版的权益。

为此，清政府专门发布了一道告示，严厉警告禁止私自翻印。告示中写道：据北京职员雷雨琴禀称：窃职存有甲辰科状元刘春霖所书……不准私自代人翻印，如敢故违，一经告发，定予究惩不贷。雷雨琴也没闲着，在向政府递交奏折的同时，也给即将出版的字帖分别备案，并且在字帖的第一页印上了自己的半身肖像，在最后一页还印上了八个醒目的字：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项举措也加深了人们对版权保护的认识，或者说刘春霖的字实在好卖，加上他的状元身份，在如今的社会里，就是一个牢不可破的品牌形象。当时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即大楷学颜（颜真卿），小楷学刘（刘春霖），可见他在书法界的地位。

此时的刘春霖或许并未预料到，在人生的后半段，卖字竟然会成为他的主业，也成为他赖以生存的根本。晚年的时候，他不幸遭遇了日本侵略者的洗劫，一夜之间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在颠沛流离的逃亡路上，他重新拾起了这门老本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卖字为生。新中国成立之后，刘春霖的名字并没有被人们遗忘，他的所有书法作品和成就都被收录在《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受到了世人的广泛肯定和赞赏。

书如其人，刘春霖的字迹清秀挺拔，柔中带刚，这不仅体现在他的书法作品上，也反映了他的性格和为人。在书法界，刘春霖的确算得上春风得意，但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位末代状元却时常感到迷茫和愤慨。辛亥革命后，刘春霖一度隐居于家，但他很快就被邀请出山，担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的要职。他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过许多官职，身处官场之中，他看清了更多的事实。他渐渐地发现，即使推翻了封建的清政府，这个接班的北洋政府也不见得有多好，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不如之前的清王朝。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不安。刘春霖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无能，也看到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他感到非常的愤怒，但他同时也明白，以他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这种现状的。既然如此，不如退隐田园，做一个与世无争的隐士。

辞官隐居之后，刘春霖时常到民间去亲自考察，他逐渐接触到了社会底层，他明白底层人民的辛苦不易，加上他出身贫寒，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因此愿意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1933年，黄河决口泛滥，河北、山东等地遭受了严重的灾害，刘春霖等人立刻组织发起并成立了河北移民协会，并在内蒙古为河北移民建立了新的住所，这个组织先后帮助了330户、1100人成功移民，所需要的费用均是通过募集捐款所得。当时刘春霖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他不辞辛劳地奔走于各处，四处联系当时的河北省主席，多次请求政府给予援助和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刘春霖深受刺激，愤慨不已。当时伪满洲国以皇帝溥仪的名义邀请刘春霖前往担任教育部长，遭到了他的严词拒绝。几年后，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北平，人们眼看着北平的局势就要沦为下一个东北，纷纷收拾家当开始逃亡，刘春霖的好友劝他逃离，刘春霖果断拒绝，他说：如果日本人节节南逼，我们莫非要躲到南洋去？于是刘春霖断然与朋友告别，回到了自己在北平的家。日伪政府刚刚占领北平，他们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北平市的市长该选谁来担任呢？

市长不能由日本人来做，因为日本侵略中国打的是中日亲善和大东亚共荣的旗号，就像之前占领东三省之后，也要把末代皇帝溥仪拉过去当傀儡皇帝，所以像北平这种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也需要一位声名在外的中国人担任这个职位。这时，汉奸王揖唐便想到了刘春霖，刘春霖本身有着末代状元的身份，加上二人曾经是同科进士，又一起被政府派去日本留学，王揖唐便以老同学的身份邀请刘春霖出任，却遭到了刘春霖的坚决拒绝。

此后，无论王揖唐怎样劝说，刘春霖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并且痛骂那些在日伪机构任职的中国人。刘春霖的举动让伪军恼羞成怒，第二天军队就抄了他的家，并用刺刀将刘春霖一家人赶出家门。后来多方说情，才让他的家人重新回家，并把收缴的财物退还。这件事情对刘春霖的打击非常大，从此以后他彻底开始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生活，他闭门谢客，久居在家，以诗书作为自我慰藉。刘春霖的生活又回到了1928年辞官过后的那段时光，这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他们心中有家国大义和民族气节，但是也没有合适的途径去报效祖国，索性做个隐士，专心学术，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为国家做一点贡献。

刘春霖开始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教育事业之中，他将自己的财产拿出来赞助新学，在当地新建了一所小学，房屋和桌椅都来自于刘春霖本人的赞助，对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刘春霖直接自掏腰包，资助他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费用。此外，刘春霖还有许多兴趣爱好，他对古文学、史学以及金石学颇有研究，他的藏书之巨，一度弥补了后来史学研究上的许多空白。只是他的心中依旧是伤痛和遗憾，看着被日寇铁骑践踏的中华大地，没有一个中国人能够独善其身，刘春霖也无法置身事外。被驱逐出家的经历让他的内心更加忧郁，原本就有心脏病的他体会到国破家亡之苦，病情更加严重。

多年以来，与刘春霖相伴的只有诗书，然而身体一垮，连诗书也要抛弃他，晚年的时候，依旧有人慕名而来，希望得到刘春霖亲笔书写的作品，但是刘春霖连吃饭的筷子都拿不稳，更不用说写字了。1942年1月18日，这是一个无比寻常的早晨，刘春霖的家人迟迟没有看到他走出房门，进门一看，才发现刘春霖已经去世，享年73岁，这位老人历经时代的风雨，最终带着状元残破的一梦，怀着一身遗憾离开了这个依旧纷乱的世界。自此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了状元，过去的老北京人都有世袭的祖茔，家中有人去世就母埋在自家的祖茔里，而刘春霖不是北京人，按照落叶归根的传统，他的灵柩应当被送回河北老家，这个习俗称为扶柩回籍。

然而因为时局问题，刘春霖这个小小的心愿也无法得到满足，他的家人斟酌再三，最终决定将他葬在保定西郊东鲁港，这里埋葬着许多社会名流，还有许多学生和老百姓，对于刘春霖来说，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归宿。出殡之日，许多人都前来吊唁，送挽联者和哀悼者络绎不绝，人们敬佩他的气节和操守，这位清高孤苦的知识分子，也得到了他应有的身后荣光。前清的翰林吕梦符是刘春霖的老相识，在刘春霖的葬礼上，他挥笔写下一副挽联，简要地概括了这位末代状元的一生：婪尾科名，鳌头峻立，天陨文星，闻声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