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回顾｜存在、创伤与记忆：贾科梅蒂与欧洲战后艺术_科技资讯

对谈回顾｜存在、创伤与记忆：贾科梅蒂与欧洲战后艺术

创始人

2026-08-22 18:3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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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15日，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依托馆藏重磅展览「塑我此生：贾科梅蒂艺术大展」，顺利开展配套公共教育讲座《存在、创伤与记忆：贾科梅蒂与欧洲战后艺术》。本场讲座邀请中央美术学院邵亦杨教授担任主讲，以贾科梅蒂的艺术人生为线索，结合精神分析、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铺展欧洲战后艺术的精神脉络，围绕战争创伤、个体孤独、人的存在处境展开深度剖析。活动设置现场观众提问环节，线上线下观众共同参与这场艺术史与思想史交织的思考。

民生讲座｜存在、创伤与记忆

贾科梅蒂与欧洲战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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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精神偶像：

贾科梅蒂的人生与创作分期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瑞士，1901‑1966

贾科梅蒂被视作欧洲战后艺术的精神偶像，那些瘦长、扭曲、近乎消融的人体雕塑，成为战后欧洲集体精神创伤的视觉象征。讲座伊始，邵亦杨系统梳理艺术家的成长轨迹与创作流变。

贾科梅蒂成长于瑞士一座富有亲情的山间村落博尔戈诺沃，身为印象派‑后印象派画家的父亲乔瓦尼・贾科梅蒂，给予他最初的艺术熏陶。青年时期奔赴巴黎之后，立体派、非洲原始部落艺术，以及布朗库西、阿基本科等前卫雕塑家的创作冲击了他固有的认知，由此诞生《勺子女人》这类早期实验作品。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勺子女人》

1926‑1927，青铜，143.8×51.4×21.6 厘米

纽约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

这件作品借鉴非洲丹族仪式勺的文化寓意：勺的凹面象征女性子宫。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贾科梅蒂深度融入超现实主义圈子。《被割开喉咙的女人》《凌晨四点的宫殿》等作品，把螳螂交尾、牢笼、残缺躯体转化为雕塑语言。依托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之中创伤重复、生存动力和死亡本能的理论，将一战遗留的死亡阴霾、人性内部潜藏的暴力潜意识予以视觉化表达。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被割开喉咙的女人》

1932，青铜，23.2×89.1×60 厘米

威尼斯佩吉・古根海姆收藏馆

作品呈现性与死亡交织的母题，灵感来自母螳螂交配后吞噬公螳螂的自然现象，巴塔耶将螳螂交尾称之为 “犯罪的戏仿”

30 年代后期，贾科梅蒂离开了安德烈・布列东领导的超现实主义团体，重新回到直面模特写生的创作道路。他运用上帝俯视般的观看视角，创作了一批尺度极小的人物雕塑。这些人物在一个平台上行走，却彼此疏离，朝向不同方向。艺术家把现代人身处喧嚣人群，内心却孤独的体验具象化。这种孤独并非全然的痛苦，它也象征着二战后，欧洲文化中出现的自我意识觉醒，这样的雕塑强调人的个性，既区别于传统雕塑中理想化、英雄般、神圣化的人物，也区别于模糊一片、无差别的 “大众（mass）”。此后，贾科梅蒂开启了属于他个人高度独创性的雕塑成熟期。

哲学的互文：

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如何解读雕塑

阿尔贝托・贾科梅蒂，《行走的人》

1960，青铜，荷兰奥特洛克勒‑穆勒博物馆

人物孤独、脆弱，步履坚定，将缺席转化为在场

奥斯维辛大屠杀、原子弹爆炸留给整个时代巨大的精神冲击，促使战后知识界展开深刻反思：拥有高度文明与理性的欧洲，何以酿成如此残酷的灾难。

哲学家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非常欣赏贾科梅蒂。梅洛‑庞蒂批判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的身心二元对立论，提出身体即主体——“我并非拥有一具身体，我本身就是身体”。身体不是主体拥有的客观对象，它本身就是人感知、触碰、体验世界的主体。贾科梅蒂的雕塑呈现出大量手工捏制、刮擦的、斑驳的肌理，摒弃了古典雕塑光滑、完整的理想化人体，剥离了一切虚幻的、多余之物，还原了人的纯粹存在，这正是肉身感知经验的物质体现。

萨特评价贾科梅蒂在雕塑领域完成的一场 “哥白尼式革命” 。他塑造的是随环境发生改变的 “情境化表象”。萨特以“存在先于本质” 的存在主义理论解读了贾科梅蒂的作品。他的雕塑中不停行走的人物没有预设的终点，悬浮在虚无与存在之间；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永远无法彻底消弭的距离，孤独是个体获得自由必须承受的代价。贾科梅蒂不再描摹预设完美人性，而是记录人的挣扎、创痛和永未完成的生存过程。这样的雕塑以“在场(presence)取代了传统艺术的再现(representation)。

邵亦杨着重提醒，哲学家的解读虽极具启发，但贾科梅蒂的作品并不是存在主义的哲学插图。贾科梅蒂本人也不完全认哲学家的阐释。存在主义难以覆盖他创作里对亲情、故乡和土地的眷恋、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古埃及与史前艺术的借鉴，还有继承自罗丹、印象派、超现实主义的形式脉络。新艺术史研究艺术史运用视觉文化的方法，本身就是融合了社会政治、哲学、文化和社会政治的多元阐释。

时代群像：

战后欧洲艺术的创伤书写与多元实践

让・福特里耶，《人质的头》

1943‑1944，综合材料，泰特美术馆

非形式艺术代表，直面战争人质受难的创伤记忆

贾科梅蒂并不是时代中的孤例。阿多诺 “奥斯维辛之后不再有诗歌” 的论断，确立战后艺术的伦理底线：拒绝唯美主义的粉饰，直面集体创伤记忆。邵亦杨将视野拓宽至欧洲 “非形式艺术（Informel）”，福特里耶《人质的头》、布里的破布袋装置、沃斯酷似核爆场景的绘画，一众艺术家运用粗粝的物质材料，把战争暴力与死亡记忆保留在作品之中。杜布菲的原生艺术回归人的精神本源，对抗纳粹对于一切 “不完美” 的排斥。凯瑞・阿培尔以近似孩童涂鸦的创作，讽刺意识形态宣传对童真的异化。培根改写维拉斯贵兹名作《教皇英诺森十世》，塑造出被困牢笼、不停尖叫的教皇形象。他还将基督受难的形象动物化，表现出战后欧洲社会存在的普遍性焦虑、人性深处的痛苦与精神撕裂。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用 “无器官的身体” 阐释培根，认为他挣脱了再现性绘画的逻辑，直接将肉身感觉、甚至内脏式的经验投射到画面上，画出了真实的感觉，将内在的“不可见之力”变得可见，形成逃逸之路。

弗朗西斯・培根《教皇英诺森十世》 1953，布面油画

弗朗西斯・培根《十字架下三个人物习作》

1944，木板油彩、色粉，三联画

尽管艺术家们手法各不相同，但共同选择直面人性内部的创伤与黑暗，完成属于战后的精神反思。讲座也梳理雕塑史的传承链条，厘清从罗丹、阿尔普、亨利・摩尔再到贾科梅蒂的形式演变。贾科梅蒂游走在具象与抽象形式之中，将雕塑当作一种存在经验的反映而不仅仅是创造的对象。这种创造方式跨越欧洲，辐射至美国极少主义、观念艺术，也深刻影响中国当代雕塑。

现场问答：

跨艺术比较、文本互文与当代启示

互动环节，现场观众抛出诸多有价值的问题，话题横跨艺术家对比、文学戏剧互文、媒介技术反思等多个维度。

谈及贾科梅蒂与莫兰迪的对比，邵亦杨提出，二者的创作都属于 “情境化的表象”，人体与静物同样承载时间、创伤、压力这类不可见的力量。莫兰迪的静物画有一种超现实的、“鬼魅”的感觉，如同柏拉图理论所说，现实世界是真理世界投下的影子，也是另一种揭示内心处境的方式；同时她认为，应当区分艺术史定位与市场热度，警惕市场炒作抬高带来的价值误读。

观众问答现场

有观众将贾科梅蒂与贝克特《等待戈多》放在一起讨论，对比雕塑人物的 “行走” 与戏剧的 “等待”。邵亦杨表示，无论是永远在等待的戈多，还是不停行走、却永无终点的人物，创作者不会给出终极标准答案。艺术的意义在于提出问题，人的生存意义在于不断的行动与持续的探索。

观众问答现场

针对贾科梅蒂的绘画、版画创作，讲座解答：雕塑才是他的核心成就。早期受父亲熏陶的印象派习作缺少独创性；中后期暗调肖像、版画，更多是雕塑思想的延伸。而他为数不多的猫、狗动物雕塑，受到古埃及艺术的影响，同时也寄托着他对瑞士故土充满温情，对大自然充满热爱，对亲人充满了爱恋。他后期的人体雕塑如同树木，生长在家乡的山川和森林之中。

面对观众提问 “是否重大创伤才可以催生伟大艺术”，邵亦杨给出否定回答。上世纪 30 年代巴黎艺术的群星璀璨，是一战创伤反思、物质技术高速发展、达达与超现实主义对传统的深刻批判等多重社会文化条件叠加的结果。创伤不是艺术的必要催化剂，驱动艺术前进的内核，是人类的反思与批判能力。面对当下 AI、数字媒介高速发展，技术不等于艺术，手工创作中来自肉身的体验，特别是情感体验，包括创伤、意外、失败和情感，是算法难以复刻的。不必等待灾难唤醒创造力，守护个体独立思考，才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根基。

整场讲座落幕，留给观众的不只是对贾科梅蒂作品的解读，更是面向当下的启示：身处技术迭代、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依旧要直面人的孤独与局限，守住个体真实感知，保持反思与批判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