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希《Seaside（海滨）》，1951年油彩画板，65.6×95.8厘米。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供图

陈文希《The Ferry（渡船）》，1952年油彩画布，112.6×85.2厘米。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藏。新加坡国家文物局供图

左晨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让承载着桑梓情怀与家国记忆的侨批重新走入公众视野。一封封侨批，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思念，也串联起潮汕侨乡与南洋之间绵延百余年的文化联系。事实上，在侨批之外，还有另一种跨越山海的“文化家书”同样值得重新发现。20世纪，一批潮籍青年从上海美专启程，辗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南洋地区，他们以画笔代书信，以丹青寄乡情，在跨文化交流中延续中华文脉，也让中国画在异域获得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侨批连接的是血缘共同体，那么艺术连接的则是文化共同体。今天重新回望这段历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追忆几位杰出的艺术家，更在于理解侨乡文化何以能够在跨越山海的流动中不断延续、不断创造。

沪上育才

潮籍画家何以走向南洋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把潮籍画家远赴南洋理解为一种个人选择。然而，如果把时间拉长、把地域放宽，就会发现，这并非几个艺术家的偶然经历，而是一条持续数十年的跨洋艺术流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一批进入上海求学的潮籍美术学子，他们主要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专等机构接受现代美术教育，又借助潮汕侨胞遍布南洋的社会网络，相继赴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从事美术教育和艺术创作。上海美专、潮汕侨乡与南洋华人社会，共同构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跨洋艺术网络。

这一网络的形成，并非偶然。

潮汕自古便是著名侨乡，与东南亚保持着密切的人员往来和商贸联系，大量华侨在南洋创业，也建立起学校、社团、美术组织等文化空间，为后来艺术家的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而上海美专作为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摇篮，则培养了一批兼具传统文化修养与现代艺术观念的新型艺术人才。他们既熟悉中国画传统，又接受写生、美术教育等现代训练，能够适应不同文化环境，也更容易在海外建立起新的艺术实践。

正是在侨乡网络与现代美术教育的共同作用下，一批潮籍画家从故乡走向上海，再由上海走向南洋。这不仅是一条个人求学和迁徙的路径，更是一条中国现代美术不断向海外延伸的发展路径。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发生变化的，并不是中国画的文化根基，而是中国画面对世界的方式。

守正出新

中国画在南洋焕发新生

以陈文希为例，他是20世纪潮籍画家的代表人物，早年毕业于上海美专和新华艺专，1948年移居新加坡，长期从事艺术创作与美术教育，是南洋美术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之一。他定居新加坡后，并没有停留于对传统题材的重复，而是将目光投向当地真实的生活环境。从海港码头到河岸景色，从滨海风光到市井日常，这些鲜活的南洋经验逐渐进入他的艺术世界。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西方风景画意义上的自然再现，而是以中国画的审美观照重新理解南洋。无论是画面的经营位置、空间组织，还是整体节奏与意境营造，都能够看到中国画思维方式的延续，即使是油画作品，也依然保留着东方绘画讲求整体关系和气韵流动的艺术特征。

1952年创作的《渡船》，正是这种艺术探索的代表。画家并没有着意刻画港口劳动的细节，而是把人物、船只、桅杆与海面组织成富有节奏的整体画面。船体交错、桅杆林立，穿插其间的人物被概括为简练有力的造型，海面与天空则以大面积色彩形成鲜明对比，使整幅作品呈现出热带海港特有的明快气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采用油画媒介，作品却并未拘泥于西方写实绘画对空间和透视的追求，而是通过富有书写意味的线条、整体性的构图以及画面气韵的经营，赋予南洋港口一种具有东方审美意味的视觉表达。对于陈文希而言，变化的是眼前的风景，不变的是中国画观看世界的方式。

这种探索在《海滨》中得到进一步延续。面对南洋海滨景观，陈文希没有停留于客观再现，而是将树林、建筑与海岸概括为富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块，使自然景物融入统一的画面节奏之中。虽然作品吸收了现代绘画对于形式结构的探索，但整体依然保留着中国画重视虚实关系、整体气韵和意境营造的审美追求，让南洋风景呈现出独特的东方艺术气质。

陈文希之外，陈宗瑞、张汝器、范昌乾等潮籍画家同样活跃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他们或任教于华校，或参与南洋画会、美术社团的展览与组织工作，在艺术教育和文化交流中共同推动中国画在南洋传播与发展。这说明，潮籍画家的南洋实践并非个体现象，而是一代人的文化选择。

陈文希的探索，并不是个案，而是潮籍画家群体共同面对的问题：当中国画离开熟悉的文化土壤之后，它还能否保持自身的文化品格？他们给出的答案不是固守传统，也不是迎合西方，而是在新的地域经验中重新激活传统。这种探索，使中国画不再局限于描绘某一地域，而成为一种能够表达不同文化经验的艺术语言。

也正因为如此，潮籍画家真正带到南洋的，并不是几种固定的笔墨程式，而是中国画不断自我更新的能力。他们一方面坚持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另一方面积极回应新的生活经验，使中国画在跨文化交流中不断生成新的表现形式。这种创造，并没有削弱中国画的主体性，反而让中华文化在不同文明之间获得了更广阔的生命空间。

文脉绵延

侨乡文化在交流中生长

今天，当侨批因为一部电影重新引发社会关注时，我们或许也应重新发现这些跨洋艺术实践的价值。侨乡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并不仅仅因为保存了一批历史遗产，更因为一代代侨乡人物在流动中不断创造新的文化表达。从侨批到丹青，从商贸往来到艺术交流，跨越山海的不只是人群，更是一种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文化品格。

当前，广东正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人文湾区，也不断加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这一背景下，重新梳理上海美专、潮汕侨乡与南洋华人社会共同构成的跨洋艺术网络，不仅有助于丰富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也有助于激活侨乡文化资源，推动岭南文化在更广阔的国际空间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侨批寄托的是乡愁，丹青延续的是文脉。从上海到潮汕，再到南洋，跨越的是山海，不变的是中华文化开放包容、自我更新的生命力。潮籍画家的跨洋实践告诉我们，一种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并不会因为远离故土而失去根脉，而会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自己、不断生长自己。这或许正是侨乡文化留给今天最宝贵的启示。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

本文为2026年度潮州市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课题(2026-A-05)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