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好像是什么神秘的咒语，什么话说出来，（人）就不会死。”这句“吐槽”，来自脱口秀演员小鹿。7月24日晚，围绕“想说话，就不会死”七个字，《朱砂掌》作者郑执和脱口秀演员小鹿——两位风格迥异却又彼此欣赏的创作者相聚在上海库布里克书店，畅聊创作的灵感来源与写作技巧，也分享自己作为表达者的迷茫与坚持。

想写一本让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看懂的小说

六七年前，郑执曾在一次文学颁奖礼上半开玩笑地说，下一部长篇想写一本“能让七大姑八大姨都能看懂，同时还能拥有相当文学水准的小说”。郑执从小由姥姥带大，家中许多女性长辈文化水平不高，却并不排斥阅读。他的上一本短篇集《仙症》中，有许多取自家庭生活的细节和灵感，也正是这本与长辈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只收获了她们三个字的评价：“看不懂。”

那一刻，郑执很心酸。“确实有些名著小说很高深，但也有一种小说，回溯我小时候喜欢的那种，只要识字都能看懂的小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应该努力的方向。”

谈到《朱砂掌》的创作缘起，郑执没有给出一个可以被简化成“灵感乍现”的答案。对他来说，长篇小说并不是某天突然降临的一套完整设计，反而更像一个缓慢生长的生命。有时最先出现的是一个人物，有时是一句话，也可能是多年以前没有想明白的一件事。它们被暂时记录下来，彼此之间还没有明确关系，甚至可能五年后依然找不到用途。直到人生走到另一个阶段，过去的碎片才逐渐产生联系，“像胚胎发育一样，一点点长大，长成人形”。

这种漫长与复杂，正是长篇小说对郑执的吸引力。它容得下一个人在几年间积累的困惑、疑问和思考，也允许许多无法被一句话说明的感受同时存在。

小说在语言上“求变”

创作对象的变化，直接带来了《朱砂掌》在风格上的变化。

《朱砂掌》延续了郑执小说一贯强烈的故事张力，却在人物、语言和叙事重心上显露出明显变化。郑执以往的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常常是带有鲜明地域气息的“东北受挫男青年”，新书《朱砂掌》的主角则变成了两位不同代际的女性，语言也不再依赖密集的东北方言和短句，显得更克制、更矜持。

郑执将这种变化解释为创作中持续的“求变”。对他而言，《仙症》中的六篇短篇，已经完成了他在某个阶段对短篇小说的诉求，“表达得差不多了”，继续沿着同一方向写下去，也许会形成更加醒目的个人标签，却会“丧失一定的热情和乐趣”。

对于语言风格的转变，郑执强调：“抛开叙事谈语言是不恰当的。”“选择用哪种口吻讲故事，取决于故事内容和人物设定。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要准确，这是所有小说的首要诉求。”这种准确性，在小鹿的阅读感受中表现为人物的“真实存在”。“她们很像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扁豆里，在里面努力通关，但竭尽全力也突破不了扁豆的边缘，还经常滑下来。”小鹿用这个带有喜剧感又令人心酸的比喻，描述自己对这类女性的感受。

当表达变得危险，“想说话”会越来越珍贵

“为什么还想要说话？”这是活动全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整场对谈最终的归点。小鹿坦言自己其实处于表达欲比较低迷的状态，郑执也提到他前几年相对封闭的生活，除了进剧组拍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中。“然后我就会想，人跟人说话的欲望，到底是为了什么？”

郑执一直认为恨比爱更持久，因为爱需要经营，需要人不断克服惰性，恨却更接近本能。但比爱或恨更危险的，是对所有情感都提不起兴趣。小说中的调查记者王润南重新想起自己为什么恨、愿意向别人讲述这种恨，反而证明她生命力的回归。用小鹿的话说：“多么活泼的恨意啊。”

小说结尾的对讲机意象，也来自郑执对距离的思考。他曾经从成年人的角度向孩子解释过电话和对讲机的区别：电话只要有信号，北极和南极也能通话；对讲机能够实时交流，却有明确的距离限制。孩子不理解什么叫“距离”，这个问题却让郑执有了新的思考：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距离是否也存在一个看不见的信号范围？今天的设备让人随时可以发送信息、视频通话，可技术上的“找到”是否等于真正的抵达？

小鹿最后说，“在上海的这个夜晚，我们一两百人因为文学和喜剧聚集到同一个空间，呼吸同一片空气，思考相近的问题。许多年后，大家也许不会记得每一句对话，却可能记得这天吃过一顿饭，见到喜欢的作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我认为这是人不可替代的体验。”

记者：徐敏 编辑：徐征 校对：杨荷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