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不懂艺术都能看懂的象外

左小祖咒 《我也爱当代艺术》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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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曦云 × 雷徕:“当代艺术”的吊诡
受访人:杜曦云
采访人:雷徕
访谈时间:2026年7月23日
1.从虚无中来
雷徕:为什么好多话语到了当代艺术语境里就边缘了,被人嫌弃了?咱们谈谈当代艺术语境当中那种左派相对主义的霸权。
杜曦云:从上大学开始,我就是“当代艺术”的死忠粉。我曾经想当然地认可文化进化论,觉得“当代艺术”当然是当下最先锋、最有当下性和未来的,以往的艺术再好,也都过去了。我一直试图找到“当代艺术”和“非当代艺术”之间清晰的边界线,和“非当代艺术”一刀两断,并清楚辨别“伪当代艺术”,以求保持我对“当代艺术”的纯正信仰。
但两方面的作用,让这个执念被不断粉碎。一方面是现场实践:我在当代艺术圈里做事,发现其中有很多幽暗,时常感觉当代艺术和它的对立面其实是貌离神合。
另一方面是理论溯源:我逐渐意识到“当代艺术”这个词是画蛇添足、给思维设置迷障。
“当代艺术”的源头是一战期间的“达达主义”。达达主义实质是虚无主义——认为人性是邪恶的,世界是荒谬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但又没有彻底绝望到去自杀。于是,好死不如赖活着:一方面愤世嫉俗,另一方面玩世不恭,嘲笑和颠覆一切意义与价值的同时,也嘲笑和颠覆自己,把荒谬的本质变本加厉地翻出来抛到人们面前。

汉斯·阿尔普(左)和卓斯坦·查拉(中)汉斯·雷切(右) 1917年 苏黎世
达达主义的发起人查拉写的《达达主义宣言》里就坦言:“达达,即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不是,是虚无,是乌有。”
“达达主义”要消除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界,进一步延展就是那套话术:“生活就是艺术,人人都是艺术家,把自己的生活做成艺术,把自己做成艺术品。”杜尚不是始作俑者,但因缘际会让他成了“达达主义”的最高形象代言人。
但谁也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悬离地面,“达达主义”有一个解决不了的悖谬:“达达主义”号称人人都是艺术家,但还是给“艺术家”这个身份保留了特权。而且一旦把艺术和非艺术的边界抹平,一切都可以成为艺术,那就取消掉了艺术本身。取消了艺术,你拿什么和别的行业比?提供的思想能高于思想界吗?
所以,最后它又无奈地退回到了美学里,因为美学是艺术高于别的领域的唯一强项——我们唯一的强项,是在美学方面比其它领域的人下了更多的功夫。站在艺术圈内部时,会觉得艺术可以无所不能。但和商界、思想界等领域的人交流时会发现:艺术中的其它成分,别的领域也照样有,而且更专业、更精深。
“当代”这个词只强调了时间的临时性,对立场没有任何要求。只要形式、技巧、媒介、方法上有一点点创新,就能被这个系统接纳——这不正是“现代主义艺术”的逻辑吗?“当代艺术”系统里的潜规则是“现代主义艺术”的明规则,骨子里就是现代艺术,为什么还要用“当代艺术”这个词?
“当代艺术”这个词是1989年冷战结束后才出现的。冷战结束,铁幕撤下,资本主义体系和非资本主义体系以做生意为主要动力开始交流,但彼此的立场、价值观、意识形态是完全对立的。“当代艺术”这个词只强调时间的当代,对价值观没有要求,两个体系的艺术家就可以在同一个舞台上亮相、交流、合作、销售了。这背后是非常精明的生意经——悬置了立场、价值观、意识形态的差异,只要形式上有所创新,就可以放进“当代艺术”系统。
现场中的体会,理论上的溯源,都让我热情而来、灰心而归。所以现在我尽量不用这个词。
雷徕:我觉得当代艺术跟现代艺术还是有区别的。当代的很多养分是从现代来的;但现代艺术讲求建构性的封闭、自律性系统,这个系统的标准很大程度是从学科而来,而不是从人性、心灵深处、精神性而来,有一个“内部”的类似解释学循环;但当代艺术是开放的,不断消除边界、跨边界,其实也依赖先有封闭系统,再说我们要跨系统,把那些系统产生的障碍当作标准,然后把各种标准二次串联起来产生的一种状态。
杜曦云: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就陷到了你刚才说的这套话语体系里?
雷徕:我觉得现代性和文艺中的现代主义也是不同东西,先说说我对现代性的定义:政治现实主义成了中心;原则的东西相对化,技术-功能性的东西教条化。我们原本是有信仰、有立场的,但在一种现代性的语境里,这些都可以搁置的,类似在当代艺术中,什么都可以同台竞技、和谐相处。唯一的标准变成了局部场域、小团体系统内部的一些标准,这些标准可能跟人性的、心灵的、精神的东西都没有关系,都是一个学科提供的、或者说超离人的、机械化的科学系统本身出来的一些东西。它把一个功能性的东西教条化,让它褫夺了人的最基本的跟精神相关的立场。有了这样一个现代性模式,才演变出之后我们说的后现代处境之类的(注:这段文字经过二次整理)。
杜曦云:你说得很复杂,但我觉得你没有对你说的“现代性”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我听到的只是一些词汇和特征。
雷徕:那我就说不清楚了,我只能用一些词汇去解释另一些词汇。
杜曦云:回到我们原来的话题。我觉得“当代”这个词是有问题的,是多此一举、画蛇添足,是误导思维进入迷障的,所以我尽量不用这个词。
如果以“达达主义”以来的这一套价值观作为当代艺术的主流,那它和我们现在说的“白左”思维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而且达达主义比白左更激进——达达主义本质上是虚无,白左至少还相信人性中有善有恶。
雷徕:我想到一个点——达达那代人其实受过现代主义艺术训练,美学基本功其实特别好(主要指搞文学的那块),但他又在宣传一种反建构性美学。这跟现在白左盛行之后产生的状态正好相反:现在好多东西一方面宣传真善美,另一方面在这种宣传环境底下教养出来的艺术,力量反而疲软了。
杜曦云:我觉得“达达主义”这些人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现代主义美学教育。杜尚早年画塞尚风格的油画,技巧和绘画修养上都挺贫乏的——我很理解他为什么要放弃绘画。他自己说过:我们当年并不仰视毕加索,我们当年最崇尚的是马奈。“达达主义”里现代主义美学造诣比较高的,是汉斯·阿尔普,还有曼·雷等少数人。

杜尚1907年的绘画

汉斯·阿尔普的雕塑
西班牙的电视台采访达利,问他怎么看自己和委拉斯贵支的区别,达利说:如果要在古典绘画的范式里,委拉斯贵支画得太天才了,我根本画不过他。所以我要在现代主义系统里,避开和写实绘画天才们相比时的劣势,发挥别的强项。达利这方面是真诚的,他没有妄自尊大。
至于毕加索说“我十几岁就能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这属于艺术明星哗众取宠的广告语。他二十岁前的写实素描和油画的水平,在西班牙都比比皆是,和拉斐尔的差距太大了。这种话放在专业界经不起推敲,但用来迷醉文艺爱好者绰绰有余了。
雷徕:我顺着你刚才说的话讲。毕加索画得太多,多了之后其实有些还挺行画的。同样是立体主义,格里斯和布拉克的东西有时候比他沉得下来。
杜曦云:一辈子几万件作品,想都不“行”太难了。他有杰作,但不可能几万件都是杰作。他也是肉身凡胎。

毕加索在工作室
2.“新”未必“好”
雷徕:我想起你刚才说的当代艺术中资本的逻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铁幕的两边是同构的——都是潜藏的价值相对主义。
杜曦云:价值相对主义再继续追问就是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才导致价值相对主义,价值随时可以变,此一时彼一时,这个人身上一套那个人身上另一套,不但可以双标,而且可以多标、N标。
雷徕:我甚至很讨厌“多元”这个词。因为我觉得包容是可以的,很多保守主义思想家在骨子里比左派的激进话术持有者更包容、更有理解力。但“多元主义”这个词本身就会导向价值相对主义。
杜曦云:保守主义者查理·柯克频繁地和别人辩论,受不了他的人开枪把他打死了。提倡多元的人用暴力让别人闭嘴。
雷徕:不可否认,在材料媒介的多元性里,当代艺术确实提供了新语境下的新方法,上了一些新东西。
杜曦云:它确实是形式、材料和方法的前所未有的大解放。解放了这么多年后,我们现在看不到新鲜的东西了,因为几乎所有的形式、材料和方法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人用过了。
雷徕:而且会不会觉得——相对于现代主义的封闭体系内一点一点挖,在更开放的跨学科多元方法里,美学品质的挖掘会变得特别水,并没有沉浸式?
杜曦云:某个时段我们特别渴望新奇特,只要稍微有点不一样,我们就兴奋不已。但当新奇特蔓延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开始希望静水流深的深度体验时,却发现它除了提供表面的新奇,没有可供咀嚼、琢磨、回味、反刍的更深刻的东西。这时候我们就心生厌倦了。
把当下的一些名气很大的画家和现代主义大师们对比,能显而易见地看到差异和差距。大卫·霍克尼和马蒂斯,彼得·多伊格和蒙克……
雷徕:你刚才说的那个对“新”的信仰,那就是……?
杜曦云:文化进化论。认为新就是好、新时代一定比旧时代强、人类的文化一定是越来越好。但回顾历史时,文化大倒退的现象比比皆是。新的东西如果只是让你在起初有1.5秒的感官兴奋,继而没有打动思维,更没有打动心灵,看多了就“走眼不走心”了。这时候再回顾以往,那些经过历史之网的严格遴选后留下来的,往往都是能跨越时代、带有永恒性的美善的东西。
雷徕:你刚才说的让我想到另一个事——以前的东西留在现在,只要情感投射进去了、表达品质上去了,大家相对容易get到。但在当下一些艺术创作里,有些艺术家非常典型:他们越想做得进去、越想沉得下去,跟整个周边艺术圈的接受语境、跟大众的接受语境距离就越大。
杜曦云:哪个时代都是这样:朝这个方向走的人越往里走越孤独,被冷落、边缘化。“元四家”里的吴镇,他的同行盛懋画得比较“波普”,卖得很好,吴镇的画少人问津,吴镇的妻子都埋怨“你看人家盛懋卖得多好!”塞尚、梵高、高更、莫兰迪,哪一个不是这样?

吴镇 《渔父图》
雷徕:这些往里挖的人,在后续时代会变成因为时代变迁,他们先进的东西变成大家更共识、更容易共情的东西吗?还是有可能整个艺术史的路数不是他们那个路数,他们的深挖就变成彻底无法理解的东西了?

塞尚的《浴女》
杜曦云:先知在活着的时候往往是孤独的、四面受敌甚至早逝。越往深里走,同频的人越少。塞尚是靠美术史的力量来硬性推广,以至看不懂、不喜欢塞尚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他是“现代主义艺术之父”。但面对塞尚的作品时,有多少当代人真正看懂了?有多少人真正领略到了塞尚的高妙之处?
雷徕:说一下我的观点——塞尚的东西是先走脑后走心,当然他心脑是一致的;而莫兰迪的东西,从观者、接受者来说,是直接先走心。
杜曦云:我很认同你这个观点。但不管是塞尚还是莫兰迪,在艺术圈里普及开来都很难,更不用说走出艺术圈。越往里走越是小众的。
雷徕:但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就像你说的是一种语言惯性或者传播惯性,让大家习惯性地觉得已经多多少少能接受一点塞尚、莫兰迪的东西了。
杜曦云:那只是科普知识告诉你这个人特有名、东西卖得特别贵,以至于自己看不懂也不得不附和一下。这种状况毕竟比以前还是要好一点。
雷徕:对,能普及接受一点。
杜曦云:但也别太乐观。我曾经和不少著名的学者热情洋溢地介绍过现代艺术,结果是百试不爽、无一例外地让我败兴而归。2021年,我兴致勃勃地给一位法学界泰斗介绍塞尚,他皱着眉头听了一会儿后和我直言:曦云,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接受抽象画。
雷徕: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中国现象?
杜曦云:是中国现象。在缺乏通识的基础上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甚至变成意见领袖。
雷徕:我刚才对现代性的定义,差不多有点这个意思——专家先于通识,这是现代性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杜曦云:我理解的“现代性”,是波德莱尔的定义:现代性的一半是过渡、短暂、偶然,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我觉得这是最贴切的一个定义。但它其实暗指——最重要的是那个永恒、不变。
具体说,现代性把超验的上帝虚无掉,把理性抬高到原来上帝的地位。所以现代性必然推崇科学。社会运作的层面出现所谓的科层制。政治上出现三权分立相互限制权力,以野心对抗野心。经济上以自由市场为主。文化上高扬个人主义,不以集体的各种名义来扼杀、抹除个体权利。
后现代的源头在尼采。尼采认为人的本性不是理性的,理性是对人的生命、尊严、自由的压制和贬损。所以后现代用非理性来对抗理性,实质是反现代性的,所以必然要解构现代性。“后现代”在1990年代和2000年初火过一段时间。这十几来年,“后现代”的错谬逐渐暴露,如今人们很少用“后现代”这个词汇了。
现代性本身也有问题——它把时间性放到第一位,用“现在”和以往的时代一刀两断,弱化了永恒价值观,强化了时间的当下、临时。我们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我们和远古的祖先怎么可能一刀两断?
3.温婉含蓄
雷徕:咱扯回艺术的话题。你讲到达达主义是“好死不如赖活”,这种“赖活”和达达主义的关系,让我联想到你讲的“失望”——应该有你在一种特别具体的现实语境中感受到的失望。但那种失望,是不是有某些号称理想,却在背景潜台词里必然导致一种“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语境?
杜曦云:我过去一厢情愿地高估了“当代艺术”,现在我不高估它了,回到平静的状态。
雷徕:是从西方传承过来的艺术体系知识,本身在中国落地让你失望;还是周边具体的人在现实里做的一些筹措,让你失望?
杜曦云:一体的,从理论到现场体会都有。就像一个人从心灵到情绪、思想、所作所为,是一体的。
雷徕:我能听听现场具体的八卦吗?就是让你特别失望的场景。
杜曦云:看到那幽暗的真相终于暴露出来的那一刻,是震惊的、失望的。随后意识到这其实正是真相,于是不再高估,平静面对。
雷徕:但还是接纳了?
杜曦云:用接纳或不接纳好像都不准确。这就是我们必然要遭遇、必须要应对的现实。
雷徕:在评论和策展工作里,你遭遇的这些协调和平衡,最后能达到的结果,对自己认同的东西保留了多少?
杜曦云:要有自己认同的成分,不然合作就进行不下去了。合作必然是相互的妥协和让步,你让一步我让一步。有的合作更大程度如我所愿,有的较小程度如我所愿。但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和对方的不同,甚至清晰地看到对方的问题和缺憾。但既然是合作,我希望能本着爱心,以含蓄、温婉甚至曲折的方式把我的真实观点表达出来。这方面给我最大启发的是安迪·沃霍尔。
安迪·沃霍尔和他自己作品的合影是非常精彩的。他的那些作品——Brillo洗衣粉盒子、Campbell汤罐头、可口可乐瓶子、玛丽莲·梦露像、美元符号、牛头墙纸、彩虹色斑马、粉红色熊猫、蓝色犀牛……这些作品五光十色,视觉上非常通俗流行,但站在作品旁边的他空虚、颓废、困惑、忧郁、悲伤、无奈……这是他故意摆出的表情。

安迪·沃霍尔在他的Brillo洗衣粉盒子前

安迪·沃霍尔在他的玛丽莲·梦露像前

安迪·沃霍尔在他的牛头墙纸前合影

沃霍尔的彩色斑马

安迪·沃霍尔在自己的黄色猩猩、蓝色犀牛、粉色熊猫和彩色斑马前的合影
这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话中有话——既合作,又把内心的不合作以含蓄巧妙的方式表达出来。明眼人能接收到他的这些信号。他的作品是轻浮的、空洞的,他的表情是失望的、严肃的,这种张力耐人寻味。
雷徕:从你这个叙述里,好像出现了一种把沃霍尔跟反讽叙事法、“春秋笔法”这些特别传统的解释方法串联在一起的转向。是一种古老的美学方法换上了更契合时代的媒介。
杜曦云:安迪·沃霍尔心知肚明,他的既……又……、模棱两可、含混不清,都是故意的。轻浮的人从他作品里看到轻浮,深刻的人看到了深刻。

安迪·沃霍尔吃汉堡,出自丹麦导演约尔延·列斯的实验电影《美国的66幕》
沃霍尔就是心知肚明地扮演“空心人”的形象。他的一个行为作品是:西装革履,干干净净,面前放着一个汉堡,拧开瓶子把番茄酱浇在汉堡上,面无表情地吃完——这就是消费主义社会中“空心人”的形象。

安迪·沃霍尔《金色玛丽莲·梦露》
他的《金色玛丽莲·梦露》,画面上贴的是金箔,这是拜占庭圣像画的方式。金箔上是机械印刷、格式化的梦露的脸。他是要和传统的拜占庭圣像画形成对比,来表达他对当代偶像的判断。

安迪·沃霍尔《戴安娜王妃肖像画》
沃霍尔曾用丝网印刷的方式创作过一张戴安娜王妃的半身像。正面半身像的构图,戴安娜王妃的着装,机械复制时代的丝网印刷、高度简化、超平面以及粉绿、粉红等媚俗的颜色,就是要和古典主义时期的那些王妃像做对比,让人明白现在和过去的明显差异。安迪.沃霍尔是一个历史意识很强的人,他要把当代的美国和古典主义时期的西方、中世纪的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西方做对比,来显露这个时代的物质过剩、精神虚无等特征。
他用相当流行的、通俗的、大众的、轻浮的方式来表达他的复杂和深邃。
雷徕:所以你对策略美学这一块很欣赏,并不是那种非常教条式的保守和认同。



杰夫·昆斯
杜曦云:杰夫·昆斯对沃霍尔的观念和方法心领神会,把沃霍尔的某一方面继续推进。沃霍尔面对金融力量时比较软弱无奈,杰夫·昆斯在这方面要精彩得多。
雷徕:他们本身是正面的,但对于后世,产生的影响不一定完全是健康的。
杜曦云:是的。在那个具体处境里,正话正说可能寸步难行,完全逢迎又沦为纯然媚俗。这种绵里藏针的含混纠缠,很多人会误读。
雷徕:你对沃霍尔的看法让我联想到特朗普。
杜曦云:特朗普比沃霍尔直率,他自己有钱有势,不用像沃霍尔那样曲折婉转。1981年,沃霍尔创作了关于特朗普大厦的素描和丝网版画构想,但特朗普夫妇最终没有买这些作品。

安迪·沃霍尔与特朗普的合影
雷徕:我觉得只追求目的合理性、但过程中反复策略性扭转的做法,用多了以后的影响不一定好的。
杜曦云:但也不一定坏。他释放出一个洪流来,你我只在这个洪流里浸了两分钟,(未来如何还未知)。就像沃霍尔的问题,非常复杂,而我们不是全知全能的。
雷徕:聊回沃霍尔。我对你说的他那种拉扯方式——既进入了体制,又用曲折的方式保持独立——让我想到了身边的一些人。
杜曦云:我觉得我们还是首先要本着爱心说诚实的话。要努力去爱人如己,时时要提醒自己:此刻是不是对别人没有爱?一旦对别人没有爱……
雷徕:肯定是我们出错的,要检讨。
雷徕:我感觉已经没有爱了,有也是技术性的、业务工作模式的同理心。
杜曦云:工作模式的同理心总比工作模式的没有同理心要好一点。工作模式输出仇恨的人比比皆是。豪猪和豪猪聚在一起报团取暖是暂时的,互相刺痛是早晚的。
雷徕:我想到:艺术行业里某些现在成为建制的左派,在仍然自我边缘、仍然保持愤怒的人看来,有点“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味道。
杜曦云:我觉得你很浪漫。屠龙少年是少年龙。
雷徕:我觉得我个人,从未来的路来看,跟艺术体系里的建制左,其实是有共谋推动改善的合作可能的,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
杜曦云:不和他们合作的话,和谁合作?这些人是所有人。
雷徕:从这里正好又引到你刚才说的,对沃霍尔的一种多重理解方式。就是在同样的艺术实践当中,不同的认知话语的改变,能够见到另一些东西。这种乐观的理论实践。
杜曦云:除了乐观,我们别无选择。悲观就只能躺平了,选择不躺平的话,乐观是唯一的选择。悲观到一定地步,那个深渊越来越在召唤,最后就被深渊吞噬了。
雷徕:要么就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愤世嫉俗,要么就是你说的那种自杀或者甘于边缘的状态。
杜曦云:我觉得进入现场没必要愤世嫉俗,要提醒自己用爱心来做事。除了爱别无选择,除了乐观也别无选择。恨的结果一定是恶性循环,悲观的结果也一定是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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