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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云舒 心斋坐忘——明清书籍中的书房

︱刘洁︱

中国书房的诞生与先秦时期的庠序之学有关，书籍是书房的核心文化价值所在。书房文化的发展与中国书籍史的发展历程密切相关，从简帛时代的贵族讲经与治学，到纸张普及后，书籍传播的影响日益扩大。书籍不仅是书房中的重要陈设，同时也记录了书房场景和图像。明代就有了对书房陈设的专门总结，清代伍绍棠在文震亨的《长物志》跋文中写道：“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瀹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而当时骚人墨客，亦皆工鉴别、善品题，玉敦珠盘，辉映坛坫。”在高濂撰著《遵生八笺》中，亦可见明人心中完美的书房场景：宜明净，不可太敞，植物、盆景、古董、书画、洗砚池等俱全。因此，谈书房里的陈设与雅玩并不算新鲜，但回归到书籍刻印大为盛行的时代，于书籍中重新解读书房文化却另有一番趣味。

(明)高明 撰 琵琶记·四卷

明乌程闵氏刊朱墨套印本

一、明清小说中的书房

明代社会在经历元朝蒙古族的政权后，面临着重新塑造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局面。同时，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书籍印刷业的兴盛也促使阅读文化逐渐影响到市民阶层。在此环境下应运而生的众多小说将儒生作为主要人物和故事中心，书房不仅是这一群体的心灵居所，也成为其重要的生活场所。明清小说中以书房为重要媒介展开故事情节也就变得非常普遍。

《琵琶记》中的书房

由高明创作于元末明初、改编自南戏的《琵琶记》被誉为明代传奇的代表作，讲述了儒生蔡邕与赵五娘在蔡邕科举成功后，于忠孝与仁义之间的纠葛。虽为常见的才子佳人题材作品，在后世看来，其叙事方式并无特别之处，但在推动叙事转折中，书房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文士蔡邕自幼沉湎于六籍，学贯百家，经十年寒窗，终于成为陈留郡有名的饱学书生。蔡邕在郡中赫赫有名还要归功于他的三大长处。一是诗赋写得清丽圆转，字字珠玑，时人比之为屈宋班马。二是书法骨气清奇，气韵飞动。他曾在洛阳鸿都门外见一工匠用帚写字，受启发创“飞白”书。当时陈留城中的高姓大户、政界要人、文坛名流，书房中多挂有他的墨迹。三是孝心。蔡家庄的老主人蔡员外和蔡老安人，五十得子，如今都已年届八旬，满头白发，步履维艰。蔡邕每日在家揣摩学问之余，便和妻子赵五娘尽心侍奉父母，问饥问饱，问寒问暖，无微不至。蔡邕有这样高的才学，又有这么好的人品，声名日隆。不想这样一来，反而给他添了许多麻烦。

书房既是文人日常读书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也成为这部叙事性作品中转换情节与人物场景的过渡环境。“这一日休朝在家，闲着无事，遂吩咐书童洒扫书房，焚香摆琴。”蔡邕在陈留乡下，见一老农用一根桐木煮饭。蔡邕听到木裂之声，知道是一段异木，便向老农求得此木头，把它做成琴。果然琴声清脆，音韵动人。因琴尾尚有火烧的痕迹，故名焦尾琴。蔡邕当下净手端坐，弹起琴来。“弹了一阵，只觉琴音甚是硬涩，百无聊赖，便把琴弦轻轻一拂，离了琴几，站在窗前呆呆出神。”由这段描述也不难看出，在明代的书房中，琴几已经是十分常见的家具摆设。

书房成为文人独处、宣泄情绪的幽闭之所。蔡邕刚才在书房中想起双亲和爱妻，心里好生烦恼，又遇到媒婆前来为相爷家中小女说媒，皇上降旨，媒婆夸新科状元蔡邕好人品、好才学，招为牛家的乘龙快婿。因受皇帝指婚，蔡邕从朝上回来后，整日里一个人关在书房中，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六神无主，疯疯癫癫。状元馆中的书童、仆人，人人惊慌失措，忧心忡忡，生怕状元相公哪一天想不通，寻了短见。书房又成为蔡邕在再婚一事上，与家乡的父母和新婚妻子五娘之间踌躇徘徊并陷入无限苦闷的栖居之所。

古代书房的设置，环境讲究与周围环境的和谐，常与中式造园的建筑景观融为一体。《琵琶记》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就充分说明了书房与中式园林的关系：“夏末秋初，天气还有几分燠热。牛相府中，蔡邕轻拂焦尾琴，点起清香，自己弹琴解闷。荷池里荷叶亭亭，清香四溢。习习凉风吹来，池中不时发出清脆的声响，池边的翠竹也在迎风轻摇。一会儿风住了，整个花园里回荡的，便只有蔡邕那深沉抑郁的琴声。”既然抚琴是书房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琵琶记》里的蔡邕都弹了哪些曲子呢？为夫人（牛小姐）弹《雉朝飞》《孤鸾寡鹄》《风入松》，却错弹了《思旧引》《别鹤怨》。

书房也是会客之所，蔡邕听闻有来自陈留郡的人带有家书，便请书童收拾琴书，自己赶忙奔到书房去。谁知这是一封伪造的家书，白白送了许多银两给这个骗子。小说中还出现了牛丞相的书房，牛氏来到牛丞相书房向父亲禀告要陪蔡邕回乡探望公婆一事，可见书房既是文官丞相居家办公之所，也是沟通家人、处理家事的场所。在《琵琶记》中，书房也成为蔡邕原配妻子与其重逢的媒介，因其妻偷偷在书房画的背面题了讥刺蔡邕的诗（“昆山有良璧，郁郁璠玙姿，嗟彼一点瑕，掩此连城瑜，人生非孔颜，名节鲜不亏。拙哉西河守，胡不如皋鱼。宋弘既以义，黄允何其愚。风木有余恨，连理无旁枝。寄语青云客，慎勿乖天彝”）而促成了蔡邕与原配的重逢。

《红楼梦》中的书房

《红楼梦》堪称清代小说中颇见才学的典范之作。书中描绘的书房不仅是人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场景，也是中心人物举行赋诗结社、会客见面，乃至隐藏了更为深邃的官场交往与政治内核的场所。书、画、琴、琴桌、香炉、摆件、榻等，都成为小说里书房场景常常描绘的元素。

在第八十六回中，高鹗借贾宝玉、林黛玉之口阐述了一番琴谱之古奥、抚琴之避忌、琴理之玄妙。那琴谱：“有的像‘芍’字，有的像‘茫’字，也有一个‘大’字旁边‘九’字加上一勾，中间又添个‘五’字；也有上头‘五’字‘六’字又添一个‘木’字，底下又是一个‘五’字：看着又奇怪，又纳闷。”还借宝玉之口讥刺前八十回中宝玉房中所悬之琴为劣琴，说：“我们书房里挂着好几张，前年来了一个清客先生，叫做什么嵇好古，老爷烦他抚了一曲。他取下琴来，说都使不得，还说：‘老先生若高兴，改日携琴来请教。’”宝玉房中之物出现劣品，尤其是能代表主人品位与修养的琴，这似与事理不合。宝玉又说：“琴谱怎么不知道？为什么上头的字一个也不认得？妹妹，你认得么？”《红楼梦》后四十回对琴艺才学的展示明显多于前八十回，集中出现于第八十六、第八十七、第八十九回中。“琴”出现在标题中就有多次，如第八十六回的“受私贿老官翻案牍，寄闲情淑女解琴书”和第八十七回的“感秋深抚琴悲往事，坐禅寂走火入邪魔”。这三回中，既写了林黛玉弹琴、弦歌和论琴，又写了贾宝玉、妙玉听琴、议琴。

在《红楼梦》众多的人物形象中，充满戏剧化色彩，但知恩图报、自然纯真的刘姥姥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书房间的移步换景，贯穿起她在荣国府中的“神奇”经历。刘姥姥二进荣国府，与主子们的关系由生硬拘谨发展到熟悉自然，她参加了贾母专为她设的宴会，参观了黛玉、宝玉、探春、宝钗四位主人的书房。四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和生活喜好也通过刘姥姥的视角展现出来。

(清) 孙温 红楼梦·感秋深抚琴悲往事（局部）

纸本设色 纵51厘米 横88厘米

旅顺博物馆藏

二、书籍插图中的书房

曹昭的《格古要论》、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遵生八笺》等书籍中对书房的家具陈设多有描述。《格古要论》中将书房称为“斋阁”：“先子贞隐处士平生好古博雅，素蓄古法帖、名画、古琴、旧砚、彝鼎尊壶之属，置之斋阁，以为珍玩。其售之者，往来尤多。”《长物志》中对文人室庐环境有着近乎完美的描述：“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士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仅从书籍中的文字描述，就足以看出明代文人对书房环境的讲究。大量传世至今的明代刻本插图，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书房风貌、文人书室雅斋内部的陈设提供了翔实直观的资料。

《环翠堂园景图》是明代钱贡绘、黄应祖刻的徽派版画中的精品之作。“环翠堂”是明代文学家、戏曲家汪廷讷所 建私 家园林“坐隐园”的主厅。园林依山傍水，有假山、奇石、芭蕉环绕，设有举办雅集流觞之所，还可见到园林静谧之处代表园主形象的幽静之地，及叫作“东辟”的小院，园中书童进出。透过中国版画中独有的月光式窗户，依稀可见书童在整理主人的藏书。园林与书房、藏书阁融为一体。

《养正图解》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由皇子讲官焦竑编纂而成，是为皇长子朱常洛准备的读物。书名取自《易·蒙》中的“蒙以养正”，旨在儿童启蒙时期要注重教育，方能养成正直的品行。书中辑录了作为幼年皇子行为准则的六十则典故，上自西周文王时期，下至北宋仁宗年间，每则典故配一幅插图，后附传记文本，再由焦竑亲笔撰写注释，便于幼年皇子阅读理解。在《养正图解·崇师问道》一篇的插图中，一位士大夫模样的长者正与两位年轻的学士相互拱手行揖礼，士大夫身后有一张宽大的平头画几。画几造型简洁，案面饰有云纹牙头，在前后两腿之间有拱起的罗锅枨支撑，四腿直下落地。画几上放置有笔筒、砚台、纸笺，画几后放置一把交椅，交椅背后是一组三扇的素面折屏，折屏左后侧是一张书桌，上面摆满书籍。《养正图解·李太白匹配金钱记》插图中可见典型的明代文人书房场景。画面右侧正中，一位文士正倚在一张画桌旁，一手执笔，一手抚纸，画案为四面平式，案面光素无修饰，四条腿直下，足端为内翻回纹足，案上摆放着笔墨纸砚以及文房清供。人物身后是一架绘有山水花鸟的独扇插屏，屏面上芦荡深处，芦苇随风摇曳，水禽飞起，意境悠远。屏风后面是一张垂有幔帐的架子床，架子床后隐约可见一个顶箱立柜。室内左侧，由近及远依次摆放着一张条桌、一件书格，小条桌上面放着茶壶等各色茶具，书格高大宽敞，分为四层，每层上面都错落摆放着图书卷轴。《养正图解·遵守旧章》的插图展现了明代书房一角。画面中有位一袭官服、大腹便便的人物正手持卷轴，立于插屏一侧，插屏后置放着卷轴书画的画缸，插屏前面是一张画案，画案上有文房用品，画面上角正中是支撑屋顶的木柱，柱子的左侧可见横列着画轴的书格。

环翠堂园景图局部

明代万历年间徽派版画《环翠堂园景图》一卷局部，

李隆题签，钱贡绘，黄应祖刻，新安汪氏环翠堂刊

三、《永乐大典》中的书房

东晋时期，书斋与文人生活的关系日益密切。《事物纪原》（宋·高承）卷八居室部中有关于书斋的记录，以及与文人读书相关，专门称为“斋”的场所。“晋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于此池北立小舍读书，百姓呼为‘读书斋’”，则斋之始疑自此。《永乐大典》作为明代乃至中国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类书，成书于明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被《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在11095册共计22937卷（含目录与凡例60卷）的典籍宝库中，“斋”字册和“诗”字册中对书斋与诗歌、书斋与建筑的关系有所收录。

“诗”字册中收录的宋诗《偶成》对当时的书斋 环境有精彩的描绘：“竹奴角簟颇相宜，正是书斋寂静时。白鸟忽穿林影去，自携纨扇细题诗。前朝晴暖昨朝寒，细雨催花声不闲。处处闭门扫蚕蚁，家家垂柳隐绵蛮。东湾泛艇看人渡，北埭扶筇向晚还。唯有群山怕陈迹，轻烟冉冉薄螺鬟。”书斋周围竹林环绕，放眼望去，鸟儿穿林飞过；庭院中，在细雨中摇曳的花朵与洒扫声构成一幅动态和声音交织的画面；远处有群山环绕，山中若有轻烟冉冉升起。文人在书斋中画扇题诗，同时寄情于山水之中。

“斋”字册主要以书斋名为词条，反映了文人的精神价值追求。“乐琴书斋”出自宋《曹橘林集·乐琴书斋》：“焦桐配韦编，个中有真味。马融岂解此，长物余粉翠。”又《元张伯雨诗》：“萧萧何有？有琴有书。佩陶之言，亦陶之徒。”这主要描述了书斋与琴之间有琴便有书、有书便有琴的密切关系。

“思无邪斋”词条记录一书斋名为“思无邪”。“思无邪”出自《论语·为政》，是孔子对《诗经》的评价，意为诚正无邪。对于《诗经》这部具有音乐性质的诗歌集而言，“正”与“邪”实际上指的是诗三百的内容范畴和审美倾向，而非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正与邪，一般认为《诗经·国风·大雅》为正，郑声为邪。这一书斋名具有鲜明的儒家色彩。本词条所引宋《苏东坡集·惠州思无邪斋铭》：“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而铭之曰：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廓然自圜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可见，这已上升到文人的修身品格层面。

“自怡悦斋”词条中收录了张仲深诗文集《张子渊集》中的《题淞江夏伯和自怡悦斋》：“高人税尘鞅，嗜此林麓居。空翠眩微旭，石气凌玄虚。淑景秘莫测，协风与之俱。燕坐澹忘虑，素怀亦自摅。外物岂我婴，内境默有愉。所以君子心，廓然弥八区。愿持济时术，与云同卷舒。起作邦家霖，坐见民物苏。穷固自怡悦，达使俱驩虞。作诗慰高人，此意将何如。”“自怡悦”不仅是古代文人坐拥书斋，坐看云起的心境写照，也被夏庭芝、张大镛等书画藏家作为书斋名和收藏书目之名使用。

关于“书房”的记载，《永乐大典》所收《都城纪胜》以笔记体历史小说的方式记录了作者南渡时游历临安城的见闻。“自高宗皇帝驻毕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康物阜。”除此之外，对城市中各功能区域和商业街市的景象进行了陈述。“候潮门外殿司教场，夏月亦有绝伎作场。其他街市如此。空隙地段多有作场之人，如大瓦肉市、炭桥药市、橘园亭书房、城东菜市、城北米市。其余如五间楼福客糖果所聚之类，未易缕举。这一段中所提及的“书房”在吴自牧的《梦梁录》中也有记载：“住大树下橘园亭文籍书房。”丁申《武林藏书录》引《行都纪事》：“橘园亭在丰乐桥北。”丰乐桥在中河上，位于御街之东。据学者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推测，橘园亭文籍书房“可能不只是一家书铺，而是类似近代北京琉璃厂的一条书坊街，成为书坊市”，这里的“书房”代表了南宋临安城书籍流通市场的形成。

作者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