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际法的全球化》

万立 著

ISBN 978-7-100-26501-0

定价 118元

商务印书馆2026年6月

作者简介

万立，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理事，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法律史、中外关系史、翻译史、法律翻译。合著《不平等与不对等：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编者按

本书采全球史之视野，取微观史为路径，勾连近代国际法全球化过程中的关键时空节点，通过对多语种、跨学科的丰富史料的精耕与深描，构建出近代国际法的复杂叙事，提供了一种突破欧洲/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与思路。

本书是青年法史学者万立的第一部独著。以下内容摘录自本书的导论“国际法史研究的两种 Sources”（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有删节），呈现了作者研究路径、文献钩沉与主题构建的整体思路，体现了作者尝试从更丰富广谱的国际法渊源中建构理论与叙事框架的学术雄心，也展现了作者寄寓在国际法、法律史研究背后的现实关怀。

精彩试读

一、国际法“渊源”的演变与局限

（大量）著作都表明，西方的历史不足以理解当今的国际法，需要更多非西方的文献。许多国际法史研究以国际法理论和帝国实践为中心，揭示了许多历史真相，但在很多情形中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历史的非延续性，仍将国际法的演变构建成一种线性发展的过程。因此，准确描述国际法的全球化过程需要更多的“文献”，从而为国际法找出更多的“渊源”。许多研究者以多样文献凸显非西方地区对西方国际法的理解、改造，但仍不时以传统国际法渊源来构建国际法谱系。传统渊源使得国际法史研究范式相对恒定，但矫正国际法史叙事的西方中心主义有待进一步祛除“渊源幽灵”（spectre of sources）。国际法渊源的固化往往为国际法史研究预定文献类型，因而扩大文献的范围，是国际法史叙事从西方中心主义中解放的必备途径之一。

研究表明，非西方国家对国际法的接受不是复制与粘贴、原本与译本的关系，而有着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意图和实践。欧洲在国际法史中的地位近乎无可动摇，但研究“边缘地区”对国际法的接受、调适、塑造及贡献，表明了近代国际法渊源构成上的复杂性，也有助于矫正国际法自西向东全球化的线性叙事。

从档案出发的国际法史研究将帝国和“边缘地带”同时作为国际法史研究的中心，揭秘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如何在殖民和反殖民过程中得以全球化。这一方法促使国际法史与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和环境史等相互结合，表明国际法史不仅是一部法律史，还可以是底层官僚和革命者的历史，也不仅是一部由精英垄断的历史，还可以是非政府组织深度发挥作用的历史。 上述研究所使用的文献类型远远超出传统国际法渊源范畴，但不完全采用传统语境主义，而是将“国际法理解为档案”，以修正、重构国际法史的传统叙事，并促使对当下国际法秩序中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予以反思。

总之，历史转向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创造新的叙事或反叙事的契机。“反内部主义”将国际法规则、事件、参与者和机构置于其发生的特定时空，以解释特定国际法思想、实践的真正动因和效果。更重要的是，“反内部主义”不将特定理论学说作为近代国际法的缩写，不将国际法经典著述作为国际法的权威渊源，而是强调历史概念、范畴及实践的偶然性，从而理解在特定语境下产生的国际法制度、思想及话语，并为变革当下的国际法秩序提供宝贵的历史真相和策略指引。

在“反内部主义”方法下，传统国际法渊源不再占据主导地位，纷繁复杂的国际法思想、理论被还原、解构成不规则的国际规范，这有助于对当下的国际法提出更鲜活的历史解读。国际法固然有确定的渊源，但国际法历史上的渊源则存在不确定性。看似碎片的“非法渊源”可以为揭开国际法的真实历史样貌提供可靠的基础，帮助客观认识国际法的全球化过程，也能为研究者穿越时空来构建从过去到现在的叙事提供丰厚的资源。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近来，侧重于特定概念、事件或个人的微观史研究方法逐渐得到青睐。微观史在细微处追问大问题，以细故为起点，以特定行为、逻辑或动机为考察对象，但其关怀并不逊于宏观史的追求。微观史方法讲究缩小历史研究的规模，采用显微镜而非望远镜，以“短镜头”特写聚焦（zoom in）历史中的文本、个人、事件或群体，以得出可信且深刻的历史结论。微观史研究对整体历史进行“分块”解读，为普遍的历史认识提供个案证明，并建立起特殊与一般、地方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联。

宏观史以演进的视野研究特定概念、理论或机制的生衍，以揭示特定体系在“长时段”（longue durée）中的流变。宏观史路径旨在寻找特定历史变化的原因和机制，以“长镜头”拉远成像（zoom out），以此揭示历史规律。宏观史方法依赖演绎推理，基本不顾细末事件、人物，以总结历史的线性、循环或螺旋发展趋势。微观史方法则重点关注被线性叙事忽略的词与物，以历史碎片拼凑完整的历史图景，但可能无法或无意揭示更宏观的历史演进乃至历史规律。因此，宏观史和微观史方法的有机结合甚至必须结合，才能更加透彻地、精准地谱写国际法的生发、全球转译及其主动或被动革新等问题，并揭示国际法的全球化对数个世纪以来全球秩序的塑造、影响。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微观”并非传统微观史关注的特定案件、典型商品或日常生活，而是相对于“全球”的“地区”，或者说折射国际法获得全球普遍性过程的“地方”。因此，本书建构的全球史叙事采用“全球地方史”路径，通过实证方法阐述国际法在全球范围内生成、传布、改造及重构的过程，揭示世界不同“地方”如何通过国际法与“全球”建立规范性联系，如何调适与“全球”彼此之间的位势，以及这种调适对国际法的全球性与普遍性的意义。

具体而言，产生国际意义的国际法理论、事件往往在国内层面和国际层面共时发生，因而研究者需要分析国际法在不同地方（以国家为主）分解和重组的过程和结果，并同时披露其对国际法理论和内容造成的实质性影响。在国际法史研究中，微观史方法并不局限于微观场景，在对特定地方发生的行为、事件深描厚写的同时，还要探讨该行为、事件在跨国、跨域乃至全球层面上的联系或意义。地方对于“一种”国际法往往有着“多种”解读，而“多”在许多方面诠释、重塑了“一”的本质。因此，本书基于多视角和多维度分析，将国际法置于全球和地方的互动关系中探讨，以披露国际法如何在全球范围内生发、演变及重构。这也有助于克服西方中心主义，以呈现“多源国际法史”。简言之，本书的旨趣和目光落在穿梭于全球—地方之间的间隙地带的国际法，以探明全球降临地方、地方映照全球的双向互动过程。

这意味着，国际法史不必须在宏观史和微观史之间做出选择，而可以在微观和宏观分析尺度之间来回转换，以“全球地方史”的路径实现“全球微观史”（global microhistory）或“中观史”（meso-history）叙事。全球微观史关注跨越边界、时间和空间的知识转移、翻译和交流过程，以研究人、团体、机构及产品的多元文化、社会或经济联系。微观尺度可以让研究者体察“例外的普遍”“不规则的规则”“无序的有序”，宏观尺度可以框定分析、阐释的前提、幅度。二者的结合有助于挖掘国际法史中无数个“碎片”，凸显非西方国家对国际法的翻译、运用和挑战，并以此建立关于国际法特定概念、理论或机制的整体叙事，从而突破国际法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当然，二者的结合并不必然总是顺利的，这需要研究不断调整焦距——特写与远景之间的关系。

本书主张的全球史方法与实际采取的微观史研究方法，两相对照，不免有聚散过速之感。事实上，在形形色色的全球史书写中，“‘整体的’或‘全球的’历史这一向往早已被束之高阁”，因此本书选择将国际法的“全球性”降解为“地方性”，将多个降解结果串联、整合，形成一幅具有融贯性和统一性的国际法历史图景。地方粒子与宏观长波的交相映照，有助于检验国际法在全球取得的普遍性的本质和地方如何调适、修正乃至重塑国际法的全球普遍性。

近代国际法的历史浩如烟海，主题聚散不一，内容宽窄无定。本书以全球史为关怀和微观史为路径，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阐明国际法全球化的过程、变化及影响，并表明国际法的复杂源来及其当代遗存。一言以蔽之，本书从近代国际法的集散地出发，探讨产生区域、洲际或球际（hemispheric）意义的国际法现象及其塑造作用。为此，本书聚焦于近代国际法全球发生史三大场域——起源地西欧，转型地东亚，改造地拉美，采择近代国际法全球发生史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引发全球性意义或产生全球性效果的时间或事件，以近代国际法的全球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形成、扩张及消解的过程。具体分解为近代国际法在16—18世纪欧洲的形成、在19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东亚的转译与利用、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拉美遭到的挑战以及在20世纪中叶亚非地区的解构。这一“全球微观史”路径或能为国际关系史、外交史、中外关系史及法律史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一种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与思路。

目录

导 论 国际法史研究的两种 Sources

一、以“历史”作为国际法理论的“渊源”

二、作为内置结构的传统国际法渊源

三、语境主义与“反内部主义 ”

四、法律史与帝国史研究的结合

五、本书的内容与方法

第一章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近代早期国际法理论中的世界主义

一、构建“同一个世界 ”

二、国家间共识产生的“同一个万国法”

三、真正的世界主义？

四、小结

第二章 欧洲国际法对地球的“财产化”

一、“发现论”与西葡两国对殖民地的“财产化”

二、“无主地论”与英国对殖民地的“财产化”

三、“无主领土论”与英国对澳大利亚的“财产化”

四、“优先权论”与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财产化”

五、“地球的法”

六、“地球命运共同体的法”

第三章 从世界主义到历史主义——以鸦片战争为节点

一、瓦特尔“国家主权平等”为核心的万国法秩序

二、鸦片战争与万国法适用范围的收缩

三、惠氏国际法与“文明标准”的历史主义解读

四、丁韪良对“普世公法”秩序的另一种历史主义构建

五、小结

第四章 西方国际法入侵东亚——从“牡丹社事件”说起

一、日本第一次国际法翻译潮

二、从翻译“书本中的国际法”到翻译“行动中的国际法”

三、日本在中日北京交涉中对国际法的利用

四、以“和制战时法”作为冲突升级的预备措施

五、翻译之后：超额完成的现代化与未完成的去殖民化

六、一同出发，分“道”扬镳

第五章 藩属体系对国际法体系——从中日琉球交涉说起

一、“琉球两属”：藩属体系和国际法体系的并立

二、“藩属”对“属国”

三、以“实效管辖”“时效取得”拆解“自主之国”

四、“柔远字小”还是“保护责任”？

五、藩属体系与国际法体系之“同时的不同时性”

第六章 欧洲国际法的全球地方化与美洲国际法的“区域全球化”

一、克里奥尔精英与“美洲国际法”的初步提出

二、欧洲国际法的全球地方化：“美洲国际法”正式提出

三、阿尔瓦雷斯与“美洲国际法”区域全球化的设想

四、门罗主义与“美洲国际法”核心理念的消逝

五、区域智慧的全球化

第七章 践行万隆精神——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对国际法的去殖民化

一、“亚非法协”改革国际法的宗旨确立

二、“亚非法协”对核武器试验的规制

三、“亚非法协”对外国投资者待遇的挑战

四、“亚非法协”的道路示范

结 语 从中西相遇看国际法的西方中心主义

一、西方国际法的冲击与近代中国的回应

二、国际法翻译与藩属体系的失位

三、国际法的“普遍性危机”

参考文献

专名表

后 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