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徐州16岁学生于聍鹏又找到了侵华日军新罪证，一份原始档案，清晰记载了徐州会战、豫东会战等战役细节，以及日军第十中队6个分队、189名日军士兵的真实姓名、军衔、职务等信息。还有一份侵华日军教案，两册，共约500页，详细记载着传染病、细菌性状、细菌形态、细菌种类、预防，还有瓦斯等内容，经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讨论后判断，这很可能是负责化学武器研制与毒气战的关东军部队使用的一份教案，供其入岗前进行培训。他准备将这些史料捐给博物馆或纪念馆。

这不是他第一次发现这类史料。2025年，他就在二手平台发现一本包含44张原版照片的侵华日军“花见部队”相册，以及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中队长“山川仪仁”的信件，他将这些史料全部捐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今年4月，全国大中小学生同上一堂总体国家安全观“思政大课”上，他还曾向全国青少年分享自己的经历。

截至发稿，于聍鹏两年间，已自费十余万元搜集罪证，将百余件史料无偿捐给了博物馆或纪念馆。

于聍鹏的网名叫“张起灵”，2024年他和网红“听泉鉴宝”的一次直播连线，为人所知。这个从六岁就跟着大伯逛古玩市场的少年，因眼力老辣被网友称为“先天古玩圣体”“天才少年张起灵”。如今，在大伯的引领下，他把这份眼力用在了另一条路上，搜集侵华日军罪证。

6月27日，九派新闻视频播客“长谈长谈”对话于聍鹏和他的大伯——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于安记，聊了聊于聍鹏的成长经历和搜集罪证的过程。

《九派长谈》视频播客截图。左为于聍鹏大伯、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于安记，右为于聍鹏。

对网上“少爷”的质疑，于聍鹏表示自己来自普通家庭，父母都是打工的，但非常支持他的爱好，得知他喜欢古玩后，还专门给他买了个收藏柜。现在，他购买史料的来源主要来自零花钱和“以藏养藏”，遇到重要史料钱不够时，大伯还曾借给他八千块。

把藏品全部捐给博物馆，于聍鹏表示没有一丝不舍，“这些东西本就不属于我，只有放到纪念馆，才能让世人永远记住这段屈辱的历史。”

以下为于聍鹏的自述：

【1】16岁，入行10年

很多人最早认识我，是因为2024年我和听泉鉴宝的一次直播连线。当时我就是闲来无趣，在网上看他的视频和直播，机缘巧合连上了，上去鉴定了一些东西。

对于网友的关注，首先肯定是感谢大家的认可和支持，但网络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有好的一面，也必然有差的一面。夸你的时候能把你捧上天，但俗话说得好，捧得越高，摔得越惨。有人质疑我是“少爷”，其实我就是个普通人，爸妈也只是普通打工的。所以好的坏的评价，我都觉得别太往心里去。

至于“张起灵”，那无非就是个外号，他是盗墓笔记里的主角，而我就是个比较喜欢古玩的年轻人。我也拒绝“先天古玩圣体”这个标签，哪有什么天才，无非是后期努力。

玩古玩，大伯对我影响最大，是我的引路人。我最早接触古玩是六岁，大伯送了我一个青花瓷勺。后来跟着大伯，我就喜欢逛古玩市场。几乎每到一个地方，我第一个要去的，就是古玩市场和当地博物馆。那种感觉怎么形容呢，就像站在属于自己的领域上，发挥自己擅长的事。

那时候每到周五放学，我就去我们当地古玩市场，趁着摊子没收完，看看能买到什么。那时小，又是一个人去，老板们对我几乎都是轻视，说什么“离我东西远点，碰坏了你赔不起”。

一开始也踩过坑，九岁那年，我用三万块买了一些瓷器和玉，那些玉都是假的，还好瓷器全是真的。买到假货当然难受，钱像大风刮走了一样。但是这些东西就是这样，买错了也是学习。

很奇妙，后来过手的东西越来越多，自然而然就有感觉了。很多东西只要看几眼，就知道是真还是假。我想这不一定属于天赋，纯粹是看多了。要知道我每年过手的东西可能有几万个，具体怎么判断我形容不出来，就是有的东西看起来很舒服，那它可能就是真的。有些假东西能做到以假乱真，但是当你仔细看之后，会发现它始终有点怪怪的，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就是始终差一口气。

等到十岁左右，在当地也有了些名声，那些老板就巴不得让我看一看他们的东西。以前觉得比较孤独，有同学会觉得古玩是老头子玩的，年轻人不应该碰。但现在我感觉对古玩感兴趣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我也找到了自己的圈子。钱刚开始就是攒的零花钱和压岁钱，当时玩的东西比较低端，最贵的也就两三千，不需要太多钱。家里人也比较支持，觉得每个人都该有个爱好，爱好做好了也是好事。爸妈没说什么，反而给我提供了一个收藏柜。

【2】打捞日军侵华罪证

从古玩转到搜集侵华日军史料，是2025年开始的。那时自己有些能力了，加上《南京照相馆》《731》这些电影爆火，我内心就产生了收集日军侵华史料的想法。

第一次搜集是去长沙，收“花见部队”的相册。它记录了日军的侵华罪行，他们占领了天津扶轮中学，在里面设置野战医院。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在扶轮中学门口的那张合影，占领别人的学校，进行教育剥夺。后来我把这个相册捐给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注：于聍鹏在二手交易平台发现一本包含44张原版照片的侵华日军“花见部队”相册，其中收录的44张珍贵照片，集中反映了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某部在天津设立野战医院的情况，照片清晰记录了医院化验室、物资室、病房的布局，以及日军的医疗活动和医院工作人员的情况。）

第二个收到的史料，是山川仪仁的信件。信是1937年12月18日从南京寄出的，上面有南京陷落的纪念邮戳。信里提到他们找到了最贵的麻将，带回了谁，又送给了谁。而那个人，和相关的史料完全吻合，他干过什么事全都能查到。

这封信是我逛二手平台时无意中看到的，我特别在意那个邮戳细节，就想翻译上面的内容。于是我先去找了纪念馆的专家，他们告诉我这封信无论如何都是有价值的，在价格不高的情况下，我就把它买了下来，也捐给了纪念馆。

于聍鹏捐献的山川仪仁信件，邮戳清晰可见“南京陷落纪念”字样

（注：于聍鹏捐献的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第九中队的山川仪仁信件。记录了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第三大队于1937年12月12日从镇江出发沿长江南岸攻占乌龙山炮台、驻扎南京幕府山附近的军事行动轨迹，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专家考证，与山川仪仁同属第三大队的目黑福治、黑须忠信两名士兵，已被证实参与南京大屠杀，其战场日记中记录的屠杀细节与该信件形成互证 。）

随后那段日子，我几乎每天都在看关于日军侵华罪证的东西，找的东西一件比一件重要。像今年四月份在上海拿到的这个笔记本，它记载了日军从侵华战争延续到太平洋战争，再到日本战后回国的一些记录。主人叫长泽恒一郎，毕业于明治大学。

里面详细记录了第十中队的编成表，有一百多名士兵的名单，大多是侵华日军的基层人员。笔记里还记录了1938年5月10日到11日，第三大队在山东郓城附近战斗的详细报告，战死者是谁、怎么死的，非常详细。里边的作战地图，是进攻前纯手绘的，并不是印刷很多份的东西。

第十中队编成表

日军手绘作战地图

我拿到这样的资料，内心的感受是很沉重的。因为它记录得太详细了，包括战争之前做的一些作战图，当时天气怎么样，进攻路线怎么样，怎么进攻。它不是一个概念，它是非常具体的。

看完这些史料，你会发现，电影拍得还是太保守了，真实历史远比电影里更沉重。侵华日军，他们用轻蔑、侮辱的态度对待我方，杀完人后内心竟是一种愉悦的心情，这让人难以想象。看到这些细节，我感受到责任，也感到愤怒。很难想象，我们的先辈们是怎么熬过来的。看到这些史料之后，我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记住历史，也更能理解国家强大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我接触这些东西，不是为了让自己一直陷在痛苦里。历史必须面对。你只有面对了，才知道当年发生过什么，才知道为什么不能忘。

所以我觉得这些史料的归宿，应该是博物馆和纪念馆，这样才能揭露日军的暴行。可能只有老一辈才记得那段历史的具体罪行，现在年轻人知道得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想收集这些罪证，捐出去，让青少年和后辈们永远记住。

去年12月，我和朋友们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几封信件，其中明确提到日军俘虏和击杀我军几万人。专家已鉴定翻译完，说内容很珍贵很重要。在今年12月初旬或11月底，这几件东西会出现在纪念馆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和朋友也会到场。

【3】奔波、借钱与“以藏养藏”

我收集日军侵华罪证，资料虽然少，但每件内容都很大，价值也大，价格相对就比较高。比如花见部队相册花了2.15万元，山川仪仁的信件花了几千块。最早买花见部队相册时，我身上的钱都花完了，四处借了两万多块钱，大伯也给我提供了八千块，叫我务必买下来。

寻找史料的过程，挺折腾的。一是价格问题，有的东西卖家买来很便宜，转手却漫天要价，我心里既想买又不想买，想买是觉得东西重要，不想买是不想让卖家得寸进尺。再一个是翻译问题，比如长泽恒一郎那本三百页左右的笔记本，得让大伯帮忙翻译。还有就是心里很焦灼。像这次收到的侵华日军教案，四月份我就知道了，心里一直很激动，知道这是个能凸显罪行的物件，就托朋友帮我追。这两本最早从日本运回来，花了17万日元，折合人民币七千多，加上运费和税费，到手价一万出头。我最后花了一万多块，给朋友加了几千辛苦费。本来约好五一去拿，他没空，一直推到五月底。他刚把资料拿回来，六月初我第一时间就跑去了上海。那是第一次等一份资料这么久，前前后后将近三个月。

（注：据新华社，1936年起，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先后建立731部队、100部队，专门从事细菌战研究，并以731部队培养的人才为核心，向华北、华中、华南及东南亚扩散，陆续形成1855（驻扎在北京）、1644（驻扎在南京）、8604（驻扎在广州）、9420等“防疫给水”体系。这些臭名昭著的部队，以防疫为名，实则培养致命细菌、释放毒蚤、实施霍乱等人体实验，构成侵华日军庞大的细菌战犯罪网络。据于聍鹏提供的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的聊天记录，这份教案很可能与负责化学武器研制与毒气战的关东军化学部有关。）

为了这些事，没少奔波。记得去长沙拿花见部队相册那天，早上五点左右起床，坐最早一班六点多的高铁，在车上睡了一小时，到那儿已经十二点。因为还在上学，我只请了一天假，拿了东西，吃口饭，又火急火燎坐高铁回来。当时没票了，买了站票，站着回来的。请假时只跟老师说有事，没提具体的，后来老师看报道也知道了，学校领导都挺支持。

买这些的钱，都是一层层赚的，以藏养藏。我收东西，比如清朝时期卖给欧洲的瓷器工艺品，最少一二百个起步，多的时候一个集装箱几千个地收。比如三百块买的，加上运费卖三百五，赚三十块，用很大的量堆起来。

捐赠这些史料，我没有一丝犹豫和不舍。它们本就不属于我，属于那段历史，只有放到纪念馆和博物馆，才能发挥最大价值，让世人永远记住这段屈辱的历史。像我最早上“听泉鉴宝”说要捐赠的那个佛头，价格不高但价值很高，可能是东汉时期的，存世量稀少，捐给博物馆能补全他们的品类，但对我来说可有可无，捐了就捐了。让这些东西到它们该去的地方，我很有成就感。

现在我的生活安排就是课余时间，放学后以及周末，去搜集古玩和这些罪证，对学习几乎没有影响。我不打游戏，还有个爱好是打台球。

关于未来，顺其自然吧，我准备报考考古大学或相关专业，去系统学习古玩内容。

记者 覃钰钰

编辑 陈文嘉

【来源：九派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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