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六合雄州街道，有一个曾经名噪一时的“画家村”。

本世纪初，这里被规划为文化艺术产业集聚区，鼎盛时期入驻画家近二百人，画室林立，展览不断，一度被视为南京的“宋庄”。然而，因地理位置偏远、产业配套不足、市场运营未达预期等多重因素，画家们陆续撤离。到2010年前后，画家村已基本沉寂，大量画室空置，街区复归冷清。

但就在这几乎被遗忘的角落里，有一位画家一直没有走。他叫张国良，今年六十多岁，从2004年入驻至今，整整守了二十年。被当地媒体称为画家村的“最后一个留守画家”。

“最后一个”的日常

笔者在工作日的下午到访，画家村的大部分店面大门紧锁，少数几间开着门的，已改成了快递驿站或五金杂货铺。沿着空荡的步行街往里走，转角处终于看见一间画室的灯亮着。门没关，张国良正伏案作画。墙上挂满了已完成的作品，以山水和花鸟为主，也有几幅当代风格的综合材料创作。画室不大，堆满了画框、颜料和书籍，但井井有条。

“前些年还有几个老画友偶尔回来看看，这几年越来越少了。”张国良一边调色一边说，语气平静，听不出怨气。据多家南京本地媒体报道，画家村鼎盛期过后，入驻人数断崖式下滑，从近二百人减至十余人，到近年仅剩张国良一人长期驻守。他并非没有机会离开。曾有朋友邀他去市区更热闹的艺术园区开工作室，他去看过，但最终还是留了下来。“城里租金贵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在这里待惯了。安静，适合画画。”

画家村的前世今生

六合画家村的兴衰，在全国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史上具有一定代表性。据公开资料，该项目本世纪初启动建设，依托六合区雄州街道的地理位置，规划打造集创作、展示、交易于一体的艺术产业基地。初期确实吸引了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画家入驻，各类展览和艺术活动频繁，成为南京文化产业版图上的一个亮点。

然而，产业集聚区的可持续运营，考验的不仅是初期的招商能力，更是长期的产业生态构建能力。画家村的衰落被业界分析为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距南京主城区超过一小时车程的区位劣势，使得艺术消费人群难以常态化到访；缺乏专业的艺术品经纪机构和市场对接渠道，画家的创作难以转化为稳定的经济收益；配套生活设施不完善，也使得不少画家难以长期在此安居。

到2010年前后，画家陆续撤离，园区陷入沉寂。此后虽有零星活动，但始终未能恢复往日的活力。

留守的意义

张国良留守的二十年，画家村从一个雄心勃勃的艺术产业园区，变成了一座近乎被遗忘的空城。但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不少满意的新作品。笔者问他，一个人守在这里，会不会觉得孤独？他放下画笔想了想，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画画本来就是一个人做的事。人多人少，跟画得好不好，没有必然关系。”

他不把自己看作一个悲情的“守护者”，也不觉得留守是什么值得被赞扬的牺牲。“就是习惯了。每天早上来，打开门，烧壶水，开始画。画到天黑，收工回家。二十年就这么过来了。”他还提到，这些年偶尔会有游客或艺术爱好者专程找来，“有的从市区开一个多小时车过来，就为了看看这个画家村还在不在。他们找到我，聊几句，拍几张照片。我觉得也挺好，至少还有人记得这里。”

思考：被“遗忘”的空间如何被重新发现

六合画家村的经历，为全域文旅发展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那些因各种原因沉寂的文化空间，是否还有被重新看见的可能？

近年来，全国多地涌现出类似的“空间再生”实践。一些艺术园区因种种原因从喧嚣归于沉寂，其物理空间仍在，只是缺少了人的活动。而“最后一个留守者”的故事，往往具有独特的情感触动力——它让人看到的不是一个产业数据，而是一个人的选择和坚持。这种个体的温度，恰恰是宏大叙事所缺失的。

目前，画家村所在的六合区已将文化旅游业作为重点发展方向之一，依托金牛湖、冶山矿山公园等资源持续完善旅游产品体系。画家村未来能否在这一整体布局中找到新的定位，仍需观察。但张国良和他的画室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一个有人的空间，哪怕只有一个人，与一个彻底空置的空间，在本质上是不同的。那个亮着灯的窗口，或许就是未来被重新发现时，第一个可以触摸的起点。

离开时天色已暗，步行街上没有路灯，只有张国良画室的灯光从窗户透出来，在空旷的街区里格外显眼。那盏灯他已经点了二十年，他说，还会继续点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