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日本书法对我国的影响，应是始于清末民国时期，伴随着戊戌变法开始的。但实际上，开始的时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北宋时，空海的作品就被日本作为礼物进献给宋太宗，此后历朝历代宫廷内都珍藏着岛国书家的作品。

明代书法大师董其昌就学过这些书法，他在编修《戏鸿堂法帖》时还将秘藏的日本书法编入第十四卷，命名为“海外书”，这几幅字水平绝伦，笔笔见晋唐风采，尤其是得王羲之用笔精髓，水平不输唐人。

笔法上呈现温润劲健、刚柔相济的典型特征。起笔藏锋为主，首笔逆锋切入，缓转中锋行笔，较王羲之《十七帖》的劲挺添份温润。横画平缓舒展，收笔轻顿回锋，轻重差异明显，过渡自然无突兀。转折处圆转为主，内角通过腕力缓转形成“折钗股”般的柔韧感，偶用方折调节节奏。

连笔短丝轻连，既保笔势连贯，又不破坏单字独立性，长笔画行笔匀速稳健，避免急促变化，体现日本审美中的“静谧感”。结字疏朗匀称、欹正相生，形成“和样草书”的典型范式。字形多呈长方，中宫较为紧凑，外围笔画均匀舒展，欹正变化微中见巧，既避呆板又不失安稳，比黄庭坚的大幅欹侧更显内敛。

疏密对比柔和适度，笔画稀疏处通过微调笔画长度填充空间，无空泛感，此作呈现“融唐入和，取舍有道”的特点，深入研习王羲之《十七帖》《兰亭序》等帖学经典，吸收其“中锋行笔”“疏密结字” 的核心技法，但弱化了晋唐草书的激越动感。

对唐代怀素、张旭的狂草则取其连绵笔势而弃其“大开大合”，将长连笔控制在两字以内，避免破坏整体的静谧感。这种取法不是简单模仿，还融入了藤原行成的风格。江户时代《书法正传》称“温润如玉，得晋唐之骨，含和魂之韵，为和样之祖”。

在书法交流史上，这些日本书法大师的字证明汉字书法在异域传播中可通过本土化改造形成新的艺术体系，为东亚书法圈的多样性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其核心价值在于“平衡之美”：笔法上平衡了唐法的劲健与和式的温润，结字上平衡了汉字的结构规范与假名的书写流畅，取法上平衡了传统继承与本土创新。

这种平衡不是折中妥协，而是对书法本质的深刻把握，既保留汉字书法的笔墨精髓，又适配日本语言文化的表达需求，最终形成“温润中见骨力，疏朗中显精巧”的独特风貌，至今仍是中日书法比较研究的重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