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文献与明清社会的微观历史

作者: 章毅

出版社: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基本信息

编辑推荐：

全书以见微知著为核心理念，选取族谱、诉讼案卷、田产账簿、文人文集、祠庙碑刻、民间会簿等鲜活史料展开实证研究，围绕宗族势力影响、基层社会博弈、移民在地化发展等核心议题深入剖析。作品在微观史学研究范式之下，跳出传统宏大叙事，细致还原民间社会组织日常样貌，梳理其社会职能与历史演变脉络。内容涵盖家族源流、产业经营、乡儒思想、民俗信仰与身份认同等诸多维度，史料扎实、视角独到，兼具学术专业性与大众可读性，是品读明清民间社会、探寻基层历史脉络的佳作。

内容简介：

本书依托明清以来长三角地区富藏的地方文献，聚焦徽州文书和石仓文书，在 15 至 19 世纪的长时段内，通过解析以族谱、案卷、置产簿、文集、碑刻、会簿和账本为中心的多个案例，重点研究宗族组织对基层社会的复杂影响和移民社会的本地化过程。本书注重勾勒与社会组织相关的微观世界，进而在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功能、作用，及其演变轨迹，体现了微观史学的方法与特色。

本书属于《师说》系列。

责任者简介

章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国古代史和明清社会史，代表著作有《理学、士绅和宗族：宋明时期徽州的文化与社会》。曾主持多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曾获香港中文大学青年学者论文奖（YSDA）以及上海图书奖。

目录

序言 见微以知著 ｜１

第一章 族谱的早期源流——正德《重修汪氏家乘》｜１３

第二章 诉讼案卷与社会竞争——万历《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４０

第三章 田契与置产——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９６

第四章 商业村落中的乡儒心态——嘉庆《磻溪纪事》与《澹斋文集》｜１２２

第五章 祠庙、碑刻与移民——乾嘉道时期的石仓碑刻 ｜１７７

第六章 祀神与借贷——道光《定光古佛寿诞会簿》｜２１７

第七章 家计中的身份认同——光绪《回闽路程》｜２６４

附录：史料选释 ｜２９４

参考文献 ｜３３１

序言：见微以知著

章毅

地方文献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它一般由“地方人士”编纂，包括方志、文集、族谱、碑刻、契约、文书等丰富类型，反映了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俗文化”等不同面向，是了解地方社会的主要依据，也是探究国家与地方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

中国史学有重视地方文献的悠久传统。《周礼·春官》中即有史官“外史”负责“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所谓“外”或者“四方”，按照唐代贾公彦的注疏，是指京畿之外的地区（“畿外”），也就是后代通常所说的“地方”；所谓“外令”，即是中央朝廷对于“畿外”下达的政令；而所谓“四方之志”，据东汉郑玄所注：“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梼杌》”，即是畿外各邦国的历史。因此周代史官“外史”所掌管的文献，既包括朝廷治理地方的政令，也包括了各地自身的历史，这大约是地方文献的早期含义。

与《周礼》比较注重从上到下的政治规训不同，《诗经》则显示出源自“地方”的文献也体现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文化表达。西汉毛亨注解《诗经·国风》：“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因此《国风》的诗篇不仅反映了各地的风土和民情，也体现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互动。东汉郑玄的笺释称：“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在郑玄看来，朝廷与地方的关系，从上而下为“风化”，自下而上有“风刺”，而这种以委婉（“依违”）为特征的表达方式，也正是《诗经》重要的“六义”之一。

一个地方的历史，从环境的角度看是“风气”，从人情的角度看是“风俗”。《汉书·地理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而政教的核心正在于“移风易俗”。因此自《汉书·地理志》而下，记录地方历史的文献，除了地理信息之外，往往也包含了丰富的人文内涵，其中有脱胎于“郡国书”的人物传记，也有来源于谱牒世系的望族“家史”。宋代《太平寰宇记》即被《四库全书总目》看作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按： 指《太平寰宇记》编撰人乐史）。”

清代史学名家章学诚曾作《方志立三书议》对此进行理论概括：“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阙一不可。”在章学诚看来，方志作为一种典型的地方文献，不仅应包括与《春秋》相呼应的传记（“志”）、与《礼》相呼应的制度（“掌故”），也应包括与《诗经》相呼应的诗文（“文征”）：“纪传正史，《春秋》之流别也；掌故典要，官《礼》之流别也；文征诸选，风《诗》之流别也。”支撑这“三书”的基础史料，则以“簿牍”为关键：“即簿牍之事而润以尔雅之文，而断之以义，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所谓“簿牍”，实则包括“簿”和“牍”两类，前者主要指账簿文书，涉及与各类经济活动相关的会计信息，后者主要指行政公文和诉讼文书，涉及行政管理和地方司法。

综观中国传统史学关于地方文献的认识，我们可以说，在综合性的方志之下，地方文献最基础的类型，至少还包括了与经济财务相关的账簿、与行政司法相关的案牍、与家族历史相关的谱录，以及与人物活动相关的文集。它们在中央王朝之外，记录了一个立体生动的地方社会，其中一些与民生日用息息相关的文字，甚至可以为我们清晰勾勒出以寻常村落和普通民众为中心的微观历史世界。

明清是中国古代地方文献遗存最丰富的时期，其中长三角地区又是地方文献藏量最突出的区域。仅以方志为例，明代方志现存约780种，包含两京十三布政司的15个行政区域，其中南直隶方志144种，占比18.5%；浙江方志118种，占比15.1%，两地合计262种，占比33.6%，换而言之，明代方志约三分之一即源出长三角地区。方志层面以下的各类地方文献，长三角地区的现存藏量也同样丰富，其中尤以安徽南部的徽州府（主体为今黄山市）和浙江西南部的处州府（即今丽水市）最为突出，据研究者的不完全统计，徽州文书的藏量已接近百万件，而处州各县所藏文书亦有数十万件之巨。我们研究团队在2008—2013年间曾专注于处州松阳县石仓文书的整理，在2013—2018年间又接续进行了有关徽州文书的研究，前后10年，对其中一些颇具特色的地方文献有了比较深入的探索，本次结集即是对这一阶段工作的总结。

本书主体部分共计七章，它们对应了七项专题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的四个专题以徽州文书为对象，分别研究了明代正德时期婺源族谱《重修汪氏家乘》、万历时期歙县诉讼案卷《吕氏负冤禀帖历朝实录》、清代乾隆时期休宁县黄氏宗族的《黄氏置产簿》以及嘉庆时期歙南村志《磻溪纪事》和乡儒文集《澹斋文集》。

专题一的研究显示，正德三年（1508）刊本婺源《重修汪氏家乘》由洪武三年（1370）编纂的《汪氏家乘》增订重编而成，是明代徽州族谱中创制最早的文本之一。该谱的渊源可以追溯至元朝的泰定时期，显示出元明之间存在着族谱赓续的演变线索。洪武、正德时期接续编纂的婺源大畈汪氏族谱，体现了精英化的人物背景，理学化的价值观念，以及正统化的文本表达，不仅代表了徽州族谱的一种基本类型，也提示了明代族谱的重要特征。

专题二通过万历时期歙县吕侍郎祠诉讼案，研究了地方社会中商业与宗族的关系，以及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在明代中后期，歙县吕氏因为商业的成功，将当地名宦祠——吕侍郎祠——改造成为吕氏宗祠，扩大了宗族规模。但随着商业的发展，吕氏宗族成员不断移居异地，宗族在本地的影响力持续下降，从而引发了里排与士绅的不断挑战。围绕吕侍郎祠的合法性问题，万历四十年（1612）爆发了大规模的诉讼纠纷，吕氏宗族最终失去了吕侍郎祠及相关祀产的支配权。这一案例显示，晚明徽州社会的商业与宗族有着复杂的互动，商业发展可以为宗族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但商业活动的流动性特征，也可能刺激宗族成员外迁，减弱宗族在本地的影响。

专题三以休宁黄村为中心，研究了清代初期徽州宗族的控产状况，以及相关的田产价格和交易信息。该项研究认为，清代初期徽州核心农业区的田产价格比较低廉，处于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两个价格高峰之间的谷底，这一状况与整个江南地区的经济趋势颇为一致。但该项研究所用的核心史料《乾隆休宁黄氏置产簿》也有例证表明，单纯的田产买卖可能伴随着“先当后卖”或者“保留佃权”等关联交易，它们都足以影响最终的实际田价。这些关联交易的存在，意味着“田底”与“田面”分离的地权分化已显端倪。

专题四利用新出清代中期徽州史料《磻溪纪事》和《澹斋文集》，整合各类史源，并辅之以田野考察，深入研究了歙南商业村落磻溪的历史。研究显示，在明代中后期，随着磻溪商人的崛起，当地宗族社会逐渐形成，公共事业不断发展。到清代的乾隆时期，磻溪茶商的活跃度和影响力达到高峰，在磻溪社会内部，宗族力量也进一步增强，商业资本对于社会生活的道德要求也进一步加剧。研究同时发现，清代中期磻溪史志对于村落历史的书写，有着明显“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倾向。这反映了主持编务的乡儒对于商业村落所持有的矛盾心态，他们既欣喜于商业贸易为村落所带来的繁荣，也犹疑于商业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从更深层的背景来说，这不仅体现了乡儒们自身的知识特点和价值倾向，也见证了他们在商业发展过程中日渐边缘化的心态。

本书第二组的三项专题研究均以石仓文书为主要史料，重点研究了清代乾隆至道光时期石仓村的祠庙碑刻、道光时期《定光古佛寿诞会簿》以及光绪时期的旅行账本《回闽路程》。

专题五通过对石仓地区祠庙变迁过程的研究，探究了清代移民社会的国家化与本地化之间的关系。该项研究认为，从乾隆中期到道光后期，随着石仓移民商业的成功，石仓民间信仰逐渐正统化，富裕商人开始士绅化，地方社会出现宗族化。这些变化的核心是石仓移民社会对国家“文化秩序”的接受。虽然石仓移民并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融入“本地”社会，但他们通过“国家化”的途径而达到了“本地化”的效果。

专题六以新发现《定光古佛寿诞会簿》为中心，对清代浙南石仓地区的“定光会”进行了全面研究，并由此探究了明清历史中普遍存在的民间“会社”的特性。研究认为，清代浙南定光会是以定光佛信仰为基础，围绕每年的定期崇拜活动，创始成员共同出资组成的宗教性民间组织。定光会会首在创始家族之间轮值，其会首资格按照世袭原则在创始家族内继承，体现出宗教“平等性”和家族“血缘性”的结合。该会同时具有重要的借贷功能，会众通过定光会往往能得到利率比当地名义利率远为低廉的借款，满足了会众的经济需求。但定光会的借贷功能也有其局限，一方面过低的利率使得稳定的借贷关系不易维持，另一方面借贷关系的频繁发生也容易破坏会首的轮值制度。从根本上说，定光会的经济功能仍包含于其宗教性之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

专题七利用新出的旅行账本《回闽路程》，研究了晚清石仓的闽汀移民的原乡认同问题。研究认为，作为闽西汀州移民的后裔，在定居浙南松阳县将近一个多世纪之后，他们的原乡认同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长期的异地定居生活，使得移民后裔与原乡之间的关系日趋疏远，在移民本地化的整体趋势之下，原乡虽然仍是一个“血缘性”的文化符号，但已逐渐褪变为一种历史的背景。

本书所汇集的专题研究基本以时间为线索展开，所涉时段起始于明代中叶的正德时期，截止于晚清的光绪末年，前后跨越四个世纪（1508—1906）；本书也兼顾了地方文献的不同类型，每章专论所涉文献各有侧重，分别集中于族谱、案卷、置产簿、文集，以及碑刻、会簿、账本等七个门类。本书由此自然形成了两个颇具相关性的讨论议题，第一组专论（一至四章）重点关注宗族组织的形成及其对基层社会的影响，第二组专论（五至七章）则着重讨论移民社会的形成及其本地化过程。两个议题实际上也涵盖了明清社会中两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宗族与会社，前者以血缘或者拟制血缘为组织的纽带，后者则以地缘和民间宗教作为团结的基础。本书不强调对它们进行宏观理论的探讨，而注重勾勒与之相关的微观世界，进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考察其功能作用和演变轨迹，本书为此借鉴了颇受国际史学界重视的微观史（microhistory）研究方法。

本书是我们研究团队集体协作的研究成果。2013—2020年间曾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专门史专业硕士研究生贾晓阳（2013级）和田艺（2015级），以及中国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王赟琪（2017级）分别参与了第三、二、四章的撰写，为本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她们目前分别任职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地方志办公室、江苏省连云港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国际部。本书的制图和校对工作，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科技史专业博士研究生杜茜雅的全力协助。本书于2023年底接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叶子老师热情的出版邀约，在两年多的出版过程中，叶老师为本书提供了宝贵的出版建议，并对书稿进行了精心的文字编辑，在此一并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