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第一次走进矿区，走进陕北的沟沟壑壑。那时的我，还不太明白这片土地会怎样改变一个画家的命运。如今，当我回望这些年走过的路——从陕北的乡亲到矿区的矿工，从黄河边的纤夫到田间地头的婆姨——我深深知道，不是我选择了他们，而是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们，选择了我作为他们的记录者。

我始终相信，艺术家的血液应该流淌在时代的脉搏中。绘画于我，从来不只是研究美的问题，它研究的是生命所有现象与本源之间的链接。美，本身就是生命的力量。因此，我选择了一条“本土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艺术表现手段是单一的，恰恰相反，从写实、意象、表现到抽象，从写生到大幅创作，我尝试着一切可能的形式，但主题始终如一——那些具有切身感知基础的生活场域与无声劳作的普通劳动者，始终构成我艺术实践的核心观照对象。

当代艺术所面临的问题并非创新的匮乏，而是创新的过度与泛化。在观念至上的主导逻辑下，艺术逐渐与大众日常经验脱嵌，导致人们习以为常地认为生活本身并不需要艺术。而在人工智能加速重塑生产与存在方式的时代背景下，个体亟需重新锚定价值感，艺术或许正是承担这一价值重建任务的最有效媒介。艺术从来不只是形式层面的审美修饰，而是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双重叠加：在精神层面，它使人得以重新感知自身，从物质的沉溺与异化状态中抽离；在社会层面，艺术能够连接个体，生成共识，建构共享的文化体系与身份认同。我曾在山西洪水镇画矿工，写生之余，我与矿工老王交谈。我对他说：“井下的活很累，你要注意休息。”他说：“累是累的，一想到老母亲，一想到家人，就想多干一点，累的实在不行的时候，就休息一下……”一年后的正午，他突然打来视频电话。我问：“家里可好？老母亲还好吗？”他说：“老母亲今年走了……你们什么时候再来？真想你们。你们的画展办了吗？拍给我看看……”我知道，矿工所追索的，并非展览的形式成果，而是通过艺术实践建立起来的人际联结与身份确认。这表明，在最底层的劳动现场，艺术不是附加的装饰，而可能成为情感延续与意义共筑的最后介质。

每年大年初三的陕北写生和每年深入矿区对矿工的写生与创作，都让我与这个时代的劳动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份情感贯穿于我作品的每一笔、每一画中。我画过许多矿工，画过无数陕北人。和他们交往的过程中，我常常被深深地感动。有一位农村妇女曾对我说：“我们一辈子都没有走出陕北这个地方，你们艺术家来了，画了我们，让我们能走向全中国，我们真的挺开心的。”她的话让我明白，画笔承载的，不仅是艺术家的表达，更是一个个普通人对被看见、被记住的渴望。

我还记得那位七十九岁的黄河纤夫。他二十岁起便开始拉纤，一直拉到机动船出现的那一天。我见到他，紧握着他的双手，想要倾听那些纤夫的日日夜夜。可那双手是那样的无力、绵软，微微颤抖，疲惫将他的双手紧紧裹缠。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他画下来，一定要将那像黄河一样壮阔的双手画下来。因为我担心，除了我，没有人认真阅读过这双手。

我一直认为，如果我的作品不能感动人，那一定是因为我离表现对象还不够近。所以我年复一年地深入陕北、山西、山东、安徽、云南、广西……通过写生，通过与第一线劳动者的交流与互动，让作品不仅记录他们的真实生活，也承载了我们对社会的深刻思考。

2025年，我们在陕西黄河边的吴堡县举办了“大河汤汤•黄河水彩画双年展”。我们把每年大年初三画的陕北劳动者形象展出，同时邀请了全国二十六个省市的百余位艺术家参展。展览那天，我们找到了画中的许多劳动者——老爷爷、老奶奶、山上干活的后生、田里种菜的婆姨们——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参加开幕式。当这些朴实的老人与县委书记、县长一同步入会场时，他们热泪盈眶。展厅里，他们伸开双臂，拦住潮水般涌来的观众，牵着人们的手，激动地告诉每一个人：“画里的人就是我！这就是我！”岔上镇冯家岔的冯大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饱含泪水说：“我从来没有进过这样的殿堂，而且我的形象还能在这里展出，这让我终身难忘……”那一刻，我知道所有的坚持都有了意义。

文化艺术是民族精神的载体。我希望让一线的劳动者享受到文化艺术的成果，让新时代的文化艺术惠及每一个普通劳动者。生活在最前线的劳动者，不仅是我们创作的对象，更是艺术创作的力量与源泉。我们的创作，应该成为这个时代劳动者生活与情感的史记。

艺术不是技巧的堆砌，而是灵魂的呐喊。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我深切地感恩这个充满激情与火热的时代。未来的创作，我继续以本土现实主义为核心，立志创作几幅具有时代意义的大型作品。艺术家应当是胸怀天地，笔下是民生。作品中要有仁心，有时代的烙印，有民族的不屈不挠。

让画面上生活的点滴变成永恒的记忆，用艺术的力量回馈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这便是我艺术不渝的使命。

（作者周刚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