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间署“燕雏”，广东东莞人，著名史学家，在先秦史、宋史、清史、近代史、通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同时兼治哲学，在文学和社会学方面亦有不凡的造诣，被学界视为博通治学的典型。陈寅恪评价说，“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钱穆慨叹，若非张氏37岁早逝，“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新近出版的《张荫麟传》广泛收集张氏著作、译作、往来书信，并引述时人对其的评价、研究数十种，以“他观”视角，还原张荫麟的人生轨迹，阐明其史家素养之生成，同时亦表现民国史界学术理路之过渡性与多元化，观察史家在世变中的因应之道。

下文节选自本书序言，经出版社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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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传》绪论（节选）

文 | 李欣荣、曹家齐

来源 | 《张荫麟传》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间署“燕雏”，广东东莞人，著名史学家，在先秦史、宋史、清史、近代史、通史和史学理论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同时兼治哲学，在文学和社会学方面亦有不凡的造诣，被学界视为博通治学的典型。自青年时便立志“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治学别树一帜，成绩斐然。1933年陈寅恪评价说，“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并向傅斯年推荐入职北大和史语所，“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钱穆在1942年的悼文中慨叹，若非张氏早逝，“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张荫麟、张炜麟兄弟

令人惊讶的是，张荫麟有此超凡成就，却是在三十七岁的天年内完成的。二十年前，美籍华裔陈润成（Henry Y. S. Chan）教授与笔者，以及担任书稿编辑的岳秀坤兄，商议要编一本反映张氏生平、交游与史趣的文字汇集，即名之曰“天才的史学家”。如今要为张氏作传，叙述其天才的人生轨迹，但主旨并不在于表彰个人，而欲明史家素养之如何生成，表现民国史界学术理路之过渡性与多元化，以及观察史家在世变中的因应之道。换言之，做成详密的史家个体生命之史，不以外在的理论框架规范历史人物，为本书之鹄的。

张荫麟之天才难以复制，但其承接清学余荫，兼通西学，特具史家通识，故其治史经历和学术理路，实有重新整理和研究的必要：一是可以考论张氏个人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影响；二是其出入中西、新旧各派，成名甚早又交游广阔，从中可以观察民国时期学术风气之变幻；三是希望从其成功的治史之路，了解未来史家所应具备的才情和治史眼界。

张氏家道中落，于师长之鼓励、学术环境之熏陶下，在青年时便著作多产。尤其是大量短小精悍的书评文字，可以直见其治学功力与学术眼界。其中自然不乏有待商榷之处，但正可反映其成长历程。对于张氏的学术成就，前贤之研究多集中于《中国史纲》一书，以及为数不多的历史方法论文章。实际上，其学术成就不止于此。其在宋史研究的开创之功，科技史研究之实际影响，哲学、社会学素养与史学研究的互动等问题，都有待全面、深刻地探讨。即便是学界关注较多的《中国史纲》及其方法论之研究，尚应置于三四十年代抗战军兴与学风丕变的语境下，才能有更为深入的观察和进展。

传统史学史的做法，一般在简述史家生平以后，便直探史著的内在理路和写作特点。其好处在于以作品为重心，全凭评论者之独到见识，或可达到一针见血的效果；不免遗憾者，则于史家写作之心路历程、作品之时代语境缺乏真确呈现，难以灵动彰显其在历史上之学术价值。加之近代史学渐趋专门，研究者若囿于一端，难免有所偏蔽。因此新世纪的学界趋势，已转向用学术史的办法论述史家及其作品，即关注时代思潮、政治取向等外缘因素与史学的互渗影响，包括学科、教育体制对史学的规范等问题。

这样做当然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但若处理不佳，将容易受制于外在的解释框架，反而使史家本人及其作品在学术史中陷入“迷失”的状态。例如历史学的近代专业化进程，提出问题者多有现实的关照，但考诸民国史家的心中所想，包括张荫麟本人，似少思考这类“后见之明”的问题。

要解决这一难题，最好还是回归“历史现场”，通过考察近代学者的相互联系，验证其相互评判，将主观的学术评价，变成探讨学者心路历程的事实分析。实则借用沈曾植以“俱舍宗”解“俱舍学”之法，旁通张氏前后左右的立论语境，还原当时的学界潮流和时代氛围，既要看到张氏眼中的学术界，也要注意到学术界视野下的张氏形象。

张荫麟自己曾提出传记文学求“真”之三标准：

一、愈抽象愈不真，愈具体愈真；

二、愈缺乏个性的愈不真，愈富于个性的愈真；

三、愈缺乏情调（即生命力的表现）的愈不真，愈富于情调的愈真。

如今为其作传，正可借用其标准，在叙述和分析上具体化，史料引用亦尽可能不厌其细，努力做到形似与神似，亦即写实兼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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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传主，一般都是历史长河大浪淘沙以后的著名人物，实非平常人可比。司马迁有言：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当以完整叙述传主的言行为鹄的，尽量减少个人的主观判断。即便有所评判，亦尽量以其他学术人物的观察和评论来代替，可谓之“他观”，而有别于“主观”和“客观”，或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

要表现史家之“情调”或“生命力”，轻松、活泼、趣味之笔触似不可少，但又容易陷入“那些事”一类书以今度古的俗套。故在写法上，采用“讲故事”的表述方式，在叙述“行事”的同时，注重内在“问题意识”的阐发，同时减少外来理论的干扰，尝试表现民国时期学术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缠绕互渗的复杂面相。传记固有其体裁限制，需要围绕传主本人之活动，而不能就某专题深入探索；但亦具优点，可以传主为线索，展现其所见或经历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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